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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证与身份证的不同“遭遇”——

财新网日前发表“火线评论”说,近日襄阳健桥医院院长叶某勾结多地中介团伙,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发布信息、招揽客户,贩卖出生证明、疫苗本,事件被揭露后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有关部门的工作专班已进驻涉事医院追查,相关责任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

评论指出,出生证是由医疗保健机构依法出具的新生儿出生医学信息证明,主要用于证明新生儿出生时的健康及自然状况、血亲关系,是户籍登记机构进行出生人口登记、新生儿获得国籍、接受保健服务即俗称“上户口”的主要医学依据和凭证,有非常严格的管理要求和签发流程。如此严肃的法定文书,却被个别医院和中介钻空子破防,成为他们非法谋利的营生。评论认为,严惩违法行为,强化监管机制,堵住出生证漏洞十分紧迫且必要,尤其应该警惕“监守自盗”成为一种常态。

这让笔者忽然想到:同样具有法定效力的另一种证件——身份证,尽管社会上也有一些伪造的假证,但从未听说过发证机关公开兜售牟利。这两种证件为何有此不同的“遭遇”?细忖之:虽然身份证制作的科技含量更高,而出生证只是一纸文书,但这显然并非是主要原因,两者更重要的区别或在于:身份证是由公安部门统一制作颁发,出生证却是由拥有资质的医院各自发放,而这样的医院成千上万,后者显然更容易出问题。

如此又该怎么办呢?加强对出生证发放的监管无疑是必要的,但由于它的发放权十分“分散”,仅靠从上到下的垂直监管恐怕很难全面“堵漏”,而且成本也十分高昂。所以还需要多渠道、多方面的监督。比如此次襄阳健桥医院公开贩卖出生证的丑闻,据报道就是由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网络”发现并举报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群众监督”;同时还需要媒体包括自媒体的“舆论监督”。——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不过由于对新生儿的出生鉴证具有相当的专业性,一般人很难知晓其中的内幕,此次健桥医院的犯案者“胆大包天”竟然肆无忌惮地在网上公开“叫卖”,方才被打假志愿者盯上,属于自己“往枪口上撞”。

由此,笔者想到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在著有《国富论》的同时,另著有《道德情操论》,据说后者的成书还先于前者。显然斯密意识到,“看不见的手”尽管能充分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自利倾向又难免会使得市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此还要有法治的配套,与此同时还需要市场文明的自我约束,否则就难以形成斯密的传人哈耶克所说的市场“自发秩序”,反而还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以此观之,吾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搞了凡三十年,不仅经济有了跨越式的增长,法治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虽然两者的发展仍有些不够匹配);但在市场文明建设方面则不尽如人意,假冒伪劣、蒙坑拐骗现象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包括在医疗卫生这样尤其需要从业者自律的领域,腐败现象竟也屡见不鲜,上述公开贩卖出生证案只是其中的一例,但又绝非孤例,诚如评论所指出的:2019年,央视《焦点访谈》曾播出《无中生有的出生证》,曝光四川省射洪县、河北省涿鹿县等多家医院伪造出生证明且公然出售一事;在此之前,2011年初商丘市妇幼保健院4885份出生证被盗,当时亦引起轩然大波。凡此种种,笔者不由得又一次想起狄更斯《双城记》中那段著名的描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也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也是一个怀疑的时期……

个中缘由,一言难尽。唯有一点笔者坚信不疑:欲正人者,必先自正。联系到这些年来似乎“越打越多”的官场腐败,什么时候人们不再几乎每天都会看到有官员落马的消息,市场中那些“监守自盗”叫卖出生证之类的丑恶现象,也许才会大大减少。换言之,先有政治文明,然后才会有市场文明。(未名日记1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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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未名

蔡未名

1928篇文章 23小时前更新

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每日兼发微博。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未名周记(每周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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