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通报披露，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自2015年起至2020年8月20日，共计拖欠当地教师绩效工资、生活补贴、五险一金等费用47961万元，挪用上级拨付的教育专项经费34194万元。同时，该县还假借推进供销合作社改革名义，发起成立融资平台公司违规吸纳资金，变相强制教师存款入股，截留困难学生生活补贴。（中国政府网）

笔者读财新网记者就此事的“火线评论”，除震惊于“上述问题持续时间之久、涉及金额之巨、手段花样之翻新、违规情形之严重”，还注意到“此次大方事发，源于群众在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上反映问题线索，国办督查室派员赴实地明察暗访得以揭露”；在此之前，虽有“一些媒体接到相关新闻线索，派记者深入大方县进行调查，但遭到当地政府部门的严防死守，个别上级部门也阻拦相关报道发表”。

笔者认为，上头三令五申严禁，该县依然还敢如此长期拖欠教师绩效工资、挪用教育经费（美其名曰当然是为了“发展经济”），固然令人十分震惊，但地方部门对媒体调查的这种“严防死守”恐也不是什么“个别现象”，而为人们“见怪不怪”。

吾国是个大国，像大方这样的县级行政区就有2845个之多。古语云“郡县治，天下安”。然而如何有效地治县，从古到今都是一个难题，该因垂直的管理体制天然具有效力逐级递减的特点（反过来有时则会对上头的政策“层层加码”），用老话说这叫“天高皇帝远”，用今人之言则叫“政令不出XXX”。

在这种制度背景下，新闻媒体等外部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上述“火线评论”说：大方所发之事表明，“体制性地‘捂盖子’、掩盖问题仍是一些行政系统的行为惯性。试想，如果当地政府和上级部门勇于‘自曝家丑’，新闻媒体能够不受干扰、有效监督，当地教师维权讨薪何至于拖延数年？”

老实说，要求“当地政府和上级部门勇于‘自曝家丑’”，这恐怕是一种“浪漫主义”，笔者不做此想；倘能做到允许新闻媒体“不受干扰、有效监督”，则已幸甚至哉，必能减少类似大方之事的发生，即使偶有发生也不至于能将盖子一捂就是五年，直到群众在网上举报，最高行政部门派员查办，才让实情大白于天下。这也证明，此种垂直管理体系难免会“掉链子”，不然的话，县之上有地级市，市之上还有省，何以在此事件中都未能做到“守土有责”呢？

由此可见，管理体制或可“垂直”，但监督工作却不能限于“体内”，一定要让媒体和公众积极参与进来。否则，大方之事既不是“空前”，也不会“绝后”。（未名日记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