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经济如何？先扛过这波疫情再说吧——

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吾国在“严防死守”了三年之后，前不久推出了总计三十条的防控优化措施。除了现今的奥米克戎传播速度快已难以彻底阻断，同时其毒性特别是重症率和致死率又大幅下降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必须还要顾及到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和民生保障。那么，“放开”之后经济是否能像去年那样出现V型反弹，恢复较快的增长速度呢？

笔者见《每日经济新闻》引述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先生对此的看法。据报道，在“新十条”公布前夕，张军与其他五位经济学家曾联名提出关于放开经济活动的建议。此次他在受访时进一步指出，“放开”是经济恢复的必要条件，但还不充分，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跟上；并指对每一个微观主体来讲，“放开”之后，相当于一下子进入到另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明年不见得一定会有一个‘V型’反弹”，直言像2021年那样从2020年的2.3%一下子反弹到8.1%的情况，估计很难重现。

为什么这么说？笔者理解，其中的关键词就是他说的“不确定性”，应该是指此次“放开”之后出现的新情况，主要表现为疫情的传播面骤然扩大，由此引起人们行为和市场的某些变化。从媒体的相关资讯看，当前不仅阳性病例激增，不少单位人员及家庭“阳”了，有些地方的医院出现还“挤兑”和“院感”，而且街上行人稀少，许多店铺无奈关门，居民“自觉”限制外出，生产、消费也自然大受影响，经济活动频次明显下降，其“冷清”程度有可能甚于“严防死守”时期。

相比之下，前年即2021年的情形大为不同。彼时流行的新冠原始病毒虽然毒性较猛，但传播速度较慢，“受众”面较小，加之严格的防控措施，反倒相对容易制服，复工复产比较顺利，故此吾国当年的经济增长率从前年的2.3%呈现“报复性反弹”，其中一季度的增速竟然高达18.3%，全年结算下来亦有8.1%，为自2010年以来的首次“超8”。

当然，相信目前的疫情扩散是暂时的，医卫专家们估计，从全国范围来看，未来一个月内或达高峰，此后将逐渐回落，但这轮疫情的平复可能需要几个月，这样的话将对明年上半年的经济形成很大的袭扰。何况从其它国家的实践来看，后续不排除疫情再次出现反复的可能。这大概就是张军先生所说的“新的不确定性”，亦如他所说，如何降低“放开”以后可能带来的这种“新的不确定性”，是我们当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挑战。

也因此，202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如何设定，当下又成了经济界讨论的“热点”。张军等六位经济学家曾在前述“联名上书”中建议将明年的预期目标设为5%，但他在此次访谈中也说“上书”时官方优化防控的“新十条”尚未出台，而现在的疫情又有所发展。张军坦言，相对过去来讲，年初为全年定一个目标的做法，他个人觉得意义已经不是那么大了，其参考价值在逐渐下降。笔者记得，他在年初就提出过今年可不设增长目标的建议（实际上前年官方曾这样做过），并称从治理现代化的角度来讲，预期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此次访谈中他又重申了这一看法。

那么，什么是“预期管理”呢？张军指出，就是政府可以给出每个季度的预测值，国际上很多大机构，像IMF、世界银行，每个季度对我们的经济也都有预测，悲观时会下调，乐观一点的时候又会上调，不断地在调整，这就是所谓的“预期管理”。他解释说，在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每个季度的情况都可能发生变化。像今年一季度经济还可以，没想到二季度出了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按季度发布预测可能更为合理。如果目标定了以后一年不能修订，最后完不成，第二年还得下调，就会显得很被动；而按季度发布预测就会有调整空间。

笔者同意他的观点。老实说，看到专家们每年都在为当年的增长目标如何确定争论不休，笔者真的有点“烦”了。几年前笔者就曾撰文建议取消“增长目标制”，但后来意识到这可能关系吾国整个增长方式的转变而殊为不易，因为如果没有了这根“指挥棒”，地方政府和国企（民企另当别论）恐怕难以适应，所以觉得不如“静观其变”。

明年会怎样？笔者觉得这首先要看这波疫情的表现，这是当前最大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侈谈”全年的增长目标应该定为几何是没有意义的。好在两会要等明年3月初才召开，距今还有两个多月时间，只能是到时候再看了。（未名日记1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