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是“先生产，后生活”了——

近年来内需特别是消费不足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高层多次指出“供强需弱矛盾突出”。据财新网报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日前表示，导致“供强需弱”的深层原因在于公共部门资源“赶超式”的配置方式，新形势下这一资源配置方式正面临调整的现实契机。

卢教授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供强需弱”，本质上还是成功的产物，只是现在跟供给能力的快速发展相比内需偏弱，而消费偏弱问题更突出。笔者在前些天的日记中也曾谈到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猛增至近85%时指出，内需可分投资和消费两大块，从一季度的各项数据看，内需贡献率的飙升主要还是得力于投资，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的较高增长，而消费的贡献率仍然偏低。

卢教授说，新中国建立之初，制定了现代科技与生产力赶上和超过国际先进水平的雄伟目标，资源配置与此相适应，公共部门掌控的资源较大部分用于提升生产供给端，用于民生的部分虽然趋势上是增长的但相对不足。卢锋认为，现在要将一部分公共资源逐步从用于扩大供给转向支持民生消费，不仅不会妨碍生产力发展，反而会在兼顾内外平衡、共同富裕、提升国内大循环等多目标前提下，推动生产力赶超进程更加稳健有序地展开。近年来中央对提振消费的重视度提高，出台了包括消费品以旧换新、育儿补贴、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政策举措。卢锋认为提振消费还有待在完善资源配置机制方面继续推进改革。

笔者算是个“过来人”，由此想起计划经济时代的一句口号，叫做“先生产，后生活”。应该说，在物资匮乏的背景下，公共资源配置向生产性项目倾斜是合理的应然之举，因为只有先将有限的资金投入生产，才能有较多的商品以供消费。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家庭乃至个人，都要首先完成“原始积累”才能加快发展，也就是卢教授所说的“赶超式的（资源）配置方式”。试想，当一个国家或家庭底子还很薄时，却将稀缺的资源先用于“享受生活”，显然不利于发展和赶超。

因此，“先生产，后生活”，在当时的语境下并没有错。实际上即便在改革开放后的初期和中期，我们奉行的也是这种“赶超式”的资源配置方式并且大获成功，短短几十年便使吾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民生活也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然而与当今我们堪称世界最强的生产制造能力比起来，我们的居民生活消费这一块明显偏弱，所以才会出现内需不足的结构性矛盾。这里所说的“内需”，主要是指消费。就市场个体而言，资源配置是偏重于投资还是消费，只能由他们自由选择；而卢教授上面讲的是公共资源也就是政府掌握的资源，他认为现在从过去的偏重生产应该转向提振消费。以笔者的理解，也就是说不能再继续沿用“先生产，后生活”的发展思路而应及时“转型”，将部分公共资源转移用于增加居民收入和提振最终消费，同时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可及性取得新突破，带动相关领域改革的系统性突破，增加“投资于人”的比例，这样才能推动中国从“供强需弱”走向“供需同强”。

  当然，笔者认为也不能说今后就要转为“先生活，后生产”，因为生产永远都是重要的，没有生产何来生活，如恩格斯所说，人们首先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顾及其它。但是不要忘记，生产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生活。处于现在的发展阶段，今后的公共资源配置应该在生产与生活之间求得再平衡。明确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在提振消费方面真正有所作为。办法肯定是有的，但首先要搞清楚大方向、大原则，不然如果仍然停留在“先生产，后生活”的传统观念中，消费就很难真正上得去。（未名日记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