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摆平男女的“天然不平等”——

笔者在上篇日记里谈到，“今时的男女不平等，在某些方面可能比早先更甚”，指的是现代女性的负担或比古代女性更重。听上去此说好像有些“政治不正确”，且容笔者略辩如下。

由于生理结构以及体力上的差异，在上古的狩猎时代，男人们主要负责外出打猎觅食，女人们则负责操持家务带孩子；到了农业社会，这种情况也基本没变，有句老话“男耕女织”就十分简约地加以描述。又由于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民以食为天”，因此负责解决吃饭问题的男性就有了天然的优势，并由此形成“男尊女卑”的社会和家庭文化——这显然是一种应该严加批判的不平等。

然而到了现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变化，科技的进步发展使得男性在体力上的优势渐渐式微，很多工作女性也可以从事，由此男女平等也渐成社会主流观念。这大概就是马恩所说的“唯物史观”所形成的演变，尽管由于历史“惯性”的存在，男女的地位在不少方面还难以摆平，但总的来说今时已不同往日。

然而有一项繁重的职能却注定要由女性承担，这就是生育——包括“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以及哺乳——此乃男性完全无法替代的，可以视之为一种“天然的男女不平等”，有些专家将其称为“母职惩罚”，笔者觉得并不准确（甚至可以看出这是出于某种男性视角），也许还是用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来解释更为恰当。男女之间这种“天然的不平等”（故妄这样称之）在现代职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古代，女性的家庭和社会地位虽然低于男性，但至少她们专事于“理内”（故此被称为“内子”，而男人则被称为“外子”），多数女性无需承担繁重的狩猎和农耕劳动；但在现代社会，女性不仅仍然必须要跟古代女性一样生育哺乳，而且还要跟男性在职场上比拼——这就是为什么笔者说现代女性比古时女性的负担更重。

这里笔者且不谈除生育哺乳之外，现在一般女性所承担的其他家务往往也多于家里的男性，而理论上这些家务是可以男女分担的，也确实有不少“同理心”较强的男性主动承担了部分家务。然而生育哺乳的职能却天然地归女性专属，期间所经受的折磨与痛苦是男性无法感同身受的（男性们在此过程中只是负责奉献几粒“小蝌蚪”而已），可以说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男女不平等。笔者猜度前文所引那项民调中之所以有近半数的00后女性表示不想生孩子（不过这毕竟只是意向，实际上最终她们会怎样选择不得而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这种“天然的不平等”。

如此，又该怎么办呢？笔者认为，个人与家庭的选择权在她（他）们自己手里，外力无法干预（过去的“计划生育”政策干预的是“超生”，行政手段对于“少生”乃至“不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要减轻（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男女之间这种“天然的不平等”，唯有由政府代表全社会来照顾、帮扶女性，给予她们更多的福利以求平衡，包括发放育儿补贴、延长产假、不许企业在招聘升职等方面显性或隐性地歧视女性等等。

这些措施现在也在推行，但即便如此，现代女性身背的双重负担仍使得她们难以在职场竞争中与男性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盖因生育哺乳是女性绕不过去的一道大关。笔者前两天转发的中国企业家兼人口研究专家梁建章先生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的对谈中就讲到了这一点：部分职场女性如果是“晚婚晚育”，到了三十多岁甚至更迟才生孩子，休完产假完成哺乳后的几年里，还需在家庭中更多地承担照顾小孩的职能，此时她们人到中年，即便重返职场也难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必会对其后续的个人发展形成很大的阻力。故此梅耶·马斯克以其亲身经历劝导女性同胞结婚生子要“趁早”，这样完成这件“人生大事”后还年轻，从而在事业上可以继续有所作为。笔者读后也因此生出早先宣传的“晚婚晚育”是否一定优于“早婚早育”的疑问；看到有民调显示部分00后女性干脆作出“不生孩子”的选择以避开那道难关，同样让人不胜感慨。

当然总的来看，现代女性比古代女性享有多得多的权利和机会，这是时代的进步使然。不过客观而论，社会对她们的支持和帮扶力度仍嫌不够，现有的公共政策尚不足以让女性能有效地填补上述那种与男性之间“天然的不平等”，窃以为今后应该继续加大这方面的政策力度。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各级权力机构中男性仍占绝对多数，展望未来笔者希望能有更多的女性跻身其中，以期在制定公共政策时更能注重“男女平等”。

话又说回来，上述那种所谓的“男女不平等”既然是“天然”的，仅凭政策恐怕也无法完全平衡，一方面需要男性们在生活、工作中多多体谅女性，将“女士优先”的精神发扬光大，另一方面女性也应尽可能地将其视为是一种性别的分工而不是“母职惩罚”。如上所说，现代女性毕竟较比古代女性有了多得多的自由选择权，有了更多的条件可以凭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事业追求与生儿育女之间的平衡。倘能做到这样，也许表示“不愿意生孩”的年轻女性就会减少了。（未名日记5月29日于旅欧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