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微观的“温差”是怎样产生的——

《中国经济二重门》，这是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刘晓曙日前发表在财新网一篇文章的题目。何谓“二重门”？按刘先生的分类，一重是指国有经济，另一重是指民营经济，前者主要承担经济的“稳”即确保经济的安全性，后者主要承担经济的“活”即促进经济的增长。

笔者认为，这样的“分类”（或者说是分工）可以说是相得益彰，遂使吾国经济长期以来能够保持“稳中有进”。然而近年来情况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如刘文所指出的，从宏观数据看，“十四五”的前四年中国经济增速平均在5.5%，取得的成果比预期的要好；但从微观主体看，消费者信心指数处于历史较低位，中小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微观主体感受与宏观经济运行之间存在“温差”。刘先生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二重门运行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角色模糊，资源配置失衡，遂使宏微观的“温差”越来越明显。

刘文就此给出了一个依据。自2009年以来，中国私营部门的投资回报率普遍高于国有部门。即便在进入2022年以后经济压力较大的时间段里，私营制造业的资本回报率也好于国有企业。一般来说，回报率高的投资应该比较旺盛；回报率低的则应相反。但是近年来却出现反常识的错位失衡，发生了明显的结构性倒挂：回报率高的民间投资增速低于回报率低的国有投资增速。2022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呈明显下降态势，甚至在2023年和2024年连续两年负增长；与之相对的国有部门投资增速虽然总体也有所下降，但相较民间投资仍保持较高增速，2023年、2024年同比分别增长6.4%和5.7%。到了今年，二者之间的显著分化也未出现改善迹象——1-5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0%，国有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达到5.9%。由此就形成了宏微观的上述“温差”。

笔者认为，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这几年我们的GDP总量（产值）依然能够保持较为稳定的增速，但反映企业利润状况的税收等指标却呈下降趋势。不可否认，当前国有部门投资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宏观经济的稳增长；但是作为市场化力量的民营部门，却呈现出动力不足、投资意愿不强的状态。刘先生就此一针见血地指出，换言之当前中国的投资行为不是市场主导，而是政府主导。

笔者觉得，“政府主导”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明显的特色，现在依然如此，故而并不新奇。但是正如笔者一直强调的，任何事物都是有边界的，“越界”之后事物的性质就会起变化，“政府主导”也是如此。诚如刘文所指出的，国有部门的主要任务本该是“求稳”即确保经济的安全性，而民营部门的主要任务是“搞活”即促进经济的增长，如果前者渐渐取代后者的作用，经济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上述宏观与微观之间的“温差”。笔者看到金融学者唐涯先生甚至直言当前的宏观经济数据，像一位表面看起来健康但体内有慢性炎症的病人：一方面，生产、销售、GDP增速这些指标看起来不错；另一方面，检查物价、利润这些核心指标，就会发现问题重重，CPI、PPI、企业利润增速都表现得差强人意。他将其诊断为一种“无利润繁荣”（财新网）。

刘晓曙先生的文章总结道：作为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力量，民营部门的减弱已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要弥合经济宏微观的“温差”，就要在稳增长的同时，激发、壮大市场化力量。为此他提出持续优化法治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等等建议。

  这些都属于经济学家们的“老生常谈”。作为外行，笔者惟看一项指标：什么时候民营部门的积极性能够调动起来，其投资增长率超过国有部门，什么时候“温差”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未名日记7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