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经济学家能治国吗？——

据界面新闻报道，阿根廷国会日前颁布“阿根廷人自由基础和起点”综合法案以及一揽子财政措施计划，意味着上台半年多后，总统哈维尔·米莱终于拿到了推行改革的“尚方宝剑”。该法案包含200多个条款，主要内容包括放松经济管制、提高政府部门效率、改革劳工制度、吸引外资等。一揽子财政措施计划则涉及反洗钱、暂缓缴税、征收关税、重新征收高薪所得税以及减少个人财产税等内容。法案还宣布，即日起阿根廷将在行政、经济、金融和能源领域进入为期一年的公共紧急状态，并在这些领域授予总统特殊权力。

笔者知道，坐拥丰富油气资源的阿根廷在20世纪初曾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是50年代后却陷入了经济缓慢增长或停滞的状态，成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国家，国内社会经济困难重重，民心思变，遂使被视为“极右翼自由派”的经济学家米莱在去年12月当选为该国总统。他上任后表示缺乏资金实现渐进式改革，阿根廷只能通过“剧烈、痛苦的财政休克疗法”来缓解经济危机，宣布本国货币比索对美元汇率一次性大幅贬值54%。尽管不少人认为，比索的大幅贬值会导致物价飞涨，加重普通民众的生活压力，但米莱的这些举措获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一些国际投行的认可。随后米莱还顺势向国会提交了上述这部综合法案，原本包含600多项改革条款的法案初稿被国会打回要求修改，经过大幅“瘦身”后现如今终于在在国会闯关成功。

笔者之前曾在一篇小文中指出，米莱可能是现代史上首位以纯经济学家的身份出任一个大国元首。经济学被视为20世纪以来的“显学”，在许多领域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人们甚至称其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看起来由经济学家担纲国家改革似应具有某种理论上的优势。然而一国之事错综复杂，除了经济还包括政治、种族、宗教、文化等等方面的因素，再高明的经济学家也难能“统揽一切”，何况经济学家的主张往往偏重于理论，实践起来未必如其所想。最重要的是，依照奥地利经济学派鼻祖米塞斯的说法，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人类行为”，正确的经济学理论也不一定会被人们普遍遵循。

以笔者有限的认知，这方面可以举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已故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曾经提出“教育券”的设想，以图用经济学的原理来减少教育不公平现象，具体的做法是将国家的公共教育资金按本国学生的人头平均摊分，计入他们的个人帐户，然后由他们自由择校，其账户上的经费也随之拨付给其所选择的学校，这样既可以避免教育经费的寻租和浪费，还可以促进学校间的良性竞争：哪所学校的办学质量高，所获得的生源和经费就多，由此形成“优胜劣汰”的效应。

在笔者看来，弗里德曼的“教育券”设想堪称是人类教育制度的一个伟大的创新，即简单方便又有效率；但是自他提出这一构想的半个世纪以来，却鲜有国家将其付诸实施。笔者记得多年前吾国的某个地方部门曾经试点过推行“教育券”，后来似乎不了了之。原因可能在于有些改革难以在局部试点成功，必须全面推行方能见效。实际上经济学家还有其它一些不无创见的构想，但受制于人类社会的种种禁忌而难以实施，鉴于这些构想比较“敏感”，在此就不再枚举了。

正如报道所说，尽管上述综合法案的落地是米莱取得的一个重大的政治胜利，但无论是对国会还是对地方政府，原本是“一介书生”的米莱都相当弱势。此次阿根廷国会勉强以极其微弱的多数通过这项立法，接下来能否顺利推行还存在很多未知数。笔者认为，米莱的改革在经济学上或许不乏依据，但最大的难处在于能否让阿根廷的多数人获益；另一方面，在改革的推行过程中该国经济很可能会遭遇剧烈的“阵痛”，而一向以激情、浪漫著称的阿根廷人的“忍痛力”究竟如何，那就很难说了。

因此，我们只能是拭目以待并祝他们好运。（未名日记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