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右翼”与“极端主义”之界线——

昨日的“未名日记”说到，由于近年来域外移民大量涌入欧洲，引起一些国家“原住民”的不满，成为主张排外的极右翼势力趁势而起的一个现实原因。

除此之外，欧洲经济的不景气是另一个重要原因。前几天笔者在凤凰网看到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的一篇文章，题目很有意思：《欧洲之变，左派的王炸为何成了右派的筹码？》。

文章说，是什么原因推动了欧洲国家的右转？答案似乎不言自明：失业率上升、收入不平等加剧和社会福利减少等。老百姓对执政者的不满不就是这些问题吗？然而这些问题本来都是左派手中的牌，教科书也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左派注重公平，右派注重效率，现在怎么弄反了呢？在不平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的时候，肩扛公平大旗的左派却陷入危机之中。

不过笔者注意到这倒也并不尽然，如正在举行的英国议会选举，左派的工党料将大胜，执政了十四年的保守党即将下台。作为欧洲的两个大国，法国向右转，英国向左转，堪称政坛“奇观”。但总的来说，欧洲国家右转的为多。

对欧洲极右翼崛起的“反常”现象，孙先生分析了两点。第一，说到底，根本的原因是经济不景气。这些年欧洲的经济一直徘徊在衰退的边缘，而左派对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在行。南美洲的阿根廷选择了右派的米莱，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不过在笔者看来，欧洲国家的这种集体性右转，倒也未必是孙先生所说的“弄反了”，因为追求平等当然没错，但如果把事情做过头了，“平等”压倒了“自由”，经济就会失去动力而衰退，照样会引起人们的不满。就像如果政策太右，贫富差距加大，官商勾结、腐败丛生，同样会导致社会的“钟摆”向左回荡。只不过当今的欧洲大体上可能正处在前述那种情况。

孙先生文中也谈到了欧洲左右翼争辩中的移民话题，指这又与全球化有着直接的关系：左派往往是全球化的拥抱者，而右派往往是全球化的拒斥者。大量涌入的移民对本国民众生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以哈冲突的爆发加剧了欧洲各国的政治撕裂，从而成为培育极右翼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排外主义和反移民政治的“土壤”。

笔者赞同孙先生的上述分析。从“天下大同”的角度来看，人类的自由迁徙原本应该是一种“政治正确”，也是左派所支持的。但是毕竟现在还存在着国家这种形式，对于那些比较发达的国家来说，他们的“原住民”属于“先富起来”的群体（至于是怎样“先富”的则另当别论），而不发达国家的大量移民涌入，难免会“稀释”前者的生活水平、加剧就业市场的竞争，故而引起他们的不满；右派的反移民主张在道义上看起来并不高尚，然而却迎合了他们的不满情绪。

由此看起来，欧洲集体性的右转是有客观因素和时代烙印的，左派们应该反省自己的过往政策为何未能提振经济，让多数人受益，而不是只限于呼吁民众起来捍卫“政治正确”；同时窃以为也不必过于悲观，所谓风水轮流转，右了一段时期，也许“钟摆”又会向左摆动。真正需要全民警惕的是，无论左右，都必须守住不走向“极端主义”的共同底线，否则将给欧洲乃至世界带来深重的灾难。

从这个角度看，也许用“极右翼”来描述诸如法国国民联盟这样的政治组织并不是十分准确，因为“极右翼”的称谓与“极端主义”看似非常接近，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最根本的一道界线在于是否诉诸于暴力，若是就属于“极端主义”（比如ISIS和基地组织，最可怕的是像纳粹希特勒这样掌握国家机器的“极端主义者”）；倘若能守住“非暴力”的底线，无论是往右还是往左，都还算是在民主与法治的框架之内。至于历史的钟摆往哪个方向摆动，很多时候都是时势使然，是不以少数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哪怕他们十分地“政治正确”。

故此笔者寄希望于大多数人通过实践最终还是会有“纠偏”的认知，否则就无法解释人类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为什么能够不断地进步了。（未名日记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