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兵简政：“减人”与“减薪”——

笔者在知乎网上看到一位作者署名为“清酒半栩”的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随着信息技术和办公自动化的发展，工作效率已大幅提升，理论上这应当导致公共部门人员的减少。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数量不减反增，这一现象与技术进步的初衷背道而驰，也加重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

文章认为：在这种背景下，“精兵简政”不仅是政府改革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提到：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关于大规模裁减“非必要”事业单位及其人员的建议。

笔者记得，“非必要”词语的流行是在新冠疫情期间，最常见的说法是“减少非必要出行”，如今第一次看到“非必要”的词语还能用在此处，不禁有点哑然。据介绍贾教授指出，现如今存在着许多非必要的单位和人员，特别是一些行业协会、学会等机构，这些单位在国家公共福利开支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如果不能有效管理和精简，将会对国家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清酒半栩”的文章引述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到2020年，国家财政供养的人数已达到7141万人，相比1998年的3843万人增加了3298万人，增长率高达85%（还不包括编外人员），给国家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此作者提出了“精兵简政”的主张。

读过《为人民服务》这篇名著的人都知道，“精兵简政”这一建议最早是在延安时期由一位叫李鼎铭的地方士绅提出的，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以笔者的理解，当时正处于战争时期，李鼎铭先生“精兵”的说法是一个比喻，主要指的是精简“非必要”的机关工作人员。而吾国历史上真正的“精兵”也是有的，最著名的莫过于邓小平力推的“百万大裁军”。今天重提“精兵简政”，也是主要指精简公务部门的人员数量——上引的数据表明，如今我们“吃皇粮”的人实在是太多了，精简的必要性无需多言，尤其是在当前财政吃紧、地方债务积重难返的背景下。

可是但凡精简之事，向来是“知易行难”。“清酒半栩”的文章也分析了其难处所在，简而言之：其一，这将增加就业市场的压力；其二，可能会导致公共服务的短缺和质量下降；其三，如果补偿措施和安置工作做得不到位，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满情绪，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

这些难点确实都是可预见的。不过文章作者还是“勉为其难”地提出一些设想：比如减少各级人大、政协的工作人员，合并或精简一些社会组织，优化地方政府的设置，让即将到龄的人员提前退休，对精简人员提供激励他们自主创业和再就业的政策扶持，等等。笔者觉得从政治角度看，最大的难点恐怕还是在于“精兵简政”是否会影响社会的“维稳”。

当然还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减薪不减人”。最近看到《环球时报》前总编、现为著名自媒体作者胡锡进先生的一篇文章，谈及一些地方部门“减薪”以后的相关问题，从一个侧面证实公务员“减薪”已不仅是一个政策建议，也已在现实中出现，明天的“未名日记”将转发此文，以供参考。至于企业部门迫于经济形势早已在实行，端的是“既减人又减薪”，有的企业高管还带头大幅减少自己的薪资，如据财新网报道，曾经的房地产龙头企业万科集团因资金面吃紧、盈利能力随市场大势下滑而走低，公司董事会主席郁亮、总裁祝九胜及监事会主席解冻自愿将自己的月薪减至税前1万元人民币，减薪幅度大得令人咂舌，如郁亮之前的税前年度薪酬在1100万至1300万元之间，税后经济利润奖曾一度高达2200万元左右。这也算是企业高管们在“以身作则，共克时艰”。

笔者亦是退休之人，无论是“精兵简政”还是“减薪”都已与己无关，因此深感自己这篇小文只是在“隔靴搔痒”，或者叫“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对于当政的决策者来说，此事涉及全局的调整和统筹，即便难度很大，你若不面对、不解决，它也仍然在那里摆着。（未名日记4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