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文札记：通胀是“必然的终局”吗？（之二）——

经济学家赵建在近作《通胀：必然的终局》中设问道：新冠疫情结束后全球出现了一个怪异的景观，那就是全世界都在“胀”，只有中国在“缩”，这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好问题，很多人包括笔者也在为此“伤脑筋”。赵先生对此给出了比较详尽的分析，笔者摘要如下：

一是中国的产能是为全球准备的，当疫情过后其它国家的供给能力也恢复时，中国的产能就立即出现了过剩。二是我们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是以贷款的方式放给生产和供给部门，以冀短期内刺激需求，但更多的是带来产能过剩。三是为了获得专项债的发行资格，各地政府纷纷寻找优质项目，更容易造成“一窝蜂”，最终导致产能过剩。四是疫情造成的“疤痕效应”使人们大幅提高储蓄率，如果不能有效地将这些储蓄转化成投资，商品价格就会大幅下跌。五是房地产行业崩溃导致需求塌缩，很容易造成巨大的“内卷”。六是当房价下跌后，负向的财富效应会让人们的心理发生变化，人们会加倍珍惜手中的收入，不愿意增加开支。七是人口老龄化、人口数量减少的综合影响，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在投资消费方面更加保守，老年社会的经济往往就是长期通缩的经济。八是社会深度转型中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造成了资本和劳动力的大迁移，优质要素的外流会形成大的“缩”的力量。

请赵建先生原谅，笔者在上面“一条不拉”地择要摘抄了他解释“为什么全世界都在‘胀’，只有中国在‘缩’”这一问题所给出的八条依据。不难看出，八条之中核心的问题还是投资过度、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从而形成供给和需求的错配。这也是很多专家为当前吾国经济“把脉”后的共识。

笔者认为，说到底，吾国经济这两年之所以会逆全球“胀”的趋势而独“缩”，根本的原因在于过去一些年吾国实行的是以投资为主的增长方式，对消费的重要性有所忽略，而消费的量级又以国民收入的增长为前提。所以，接下来欲由“缩”转“胀”，还是要从增加国民收入在GDP分配中的比例着手，如果继续奉行“投资保增长”的方略，就很难扭转此种趋势。

  赵先生指出，所有的事物都是在矛盾中运行的，大胀中孕育着缩的力量；同理，大缩中也孕育着胀的力量。话虽如此，但笔者觉得这种转换不会自动发生，而必须经由结构性的改革。对此赵先生也给出了自己的分析和建议。下一篇笔者想借他的话语再聊几句。（未名日记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