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思“邯郸惨案”：性恶？性善？——

最近有一部港台电影《周处除三害》，据说在大陆上映时很“火”，没想到现实生活中竟出现了一个“剧情”有点相反的故事：前不久河北省邯郸市一位13岁的初中生，被他同班的三名不满14岁的同学杀害埋尸。这一骇人听闻的悲剧震惊了全国，舆论普遍表达了强烈的愤怒，呼吁对这三名恶少课以重刑。

闻听此讯，笔者第一时间忽然想起了演艺明星费翔去年在《十三邀》节目中说过的一句话，记得大意为“小孩子是恶魔”。笔者理解他的意思是未成年人不谙世事，又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尚未形成区分善恶的价值观，因而难免存有动物的某些本性。费翔的“恶魔论”让人想起吾国古代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之辩，这一争执延续至今没有定论。当然费翔此说只是在泛泛而谈，不过也算是解释这类现象的一种维度。

后来笔者又看到两位专家的相关评论，对此案的成因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学者陆铭教授，据澎湃新闻报道，陆教授指出，“邯郸惨案”的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是未成年的“留守儿童”。他问为什么“留守儿童”更容易卷入校园霸凌（笔者认为这三名恶少的暴行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所说的“霸凌”），如何避免“留守”给这些儿童带来的安全风险？陆先生提出的问题显然比费翔的上述“直觉”更具现实性。如果说小孩子本身就具有某种“动物性”，正常家庭毕竟还有父母的管教，然而那些“留守儿童”却因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不仅缺失亲情还缺失了“家庭教育”这一大块，因而更容易出问题（虽然通常他们有祖辈照看，但隔代的管教毕竟差了很多）。据统计吾国当下的“留守儿童”数量达几千万之多，这是旧体制造成的城乡差别所带来的一种严重的“后遗症”，必须要通过加快“人的城市化”来统筹解决。

对此陆铭先生又指出，近些年在外来人口较多的大城市，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出现招不满学生的情况，因此他认为现在是大幅度降低外来人口子女入学门槛的最好时机，这既能够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进城问题，又不至于让闲置的学校出现资源浪费。笔者对此表示赞同，社会有责任创造条件让进城打工者能全家生活在一起，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另一位是作家刘元举，他在财新博客撰文指出，“邯郸悲剧”是校园霸凌发展到极端的后果。我们不能等到悲剧已然发生，才用重刑主义去平复民众情绪，而应从一开始就加以重视解决。他认为将这一悲剧归因于孩子的“留守”并不完全正确。比如霸凌现象多发生于中小学，而在大学里则很少见；又如成年人在单位里若被同事围殴，他会立刻报警，警察几分钟后就会上门。但是这套逻辑在中小学校却不存在，因为某种程度上，时下的中小学校园处于三重封闭之中：

首先，学校发生了负面的事，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降低影响，不要报警，静悄悄地解决；其次，到了小学高年级，班级实际上会形成小社会，有了自己的潜规则，找老师、家长告状被认为是不光彩的；第三，成人社会的规则没有进入校园，学生更多地面对校规、校纪而不是法律，简单地说，两个男孩打架，总不能拘留吧。于是，在校园这样一个封闭的小社会中，被欺凌者往往是孤立无援的，而这又会加重施暴者的暴力程度，直到酿成更大的悲剧。

两位专家的分析当然不像笔者引述的这么简单，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笔者读后颇受启发。回到前面所引费翔的那句话，笔者想要补充一点：其实成人世界的暴力现象远超过小孩，比如黑社会，比如战争（看看在加沙和乌克兰所发生的吧），加上影视剧中所反映的一些恶人恶行，缺乏是非分辨能力的孩子会不自觉地模仿。更重要的是，如果说孺子尚可教也，成人作恶却很难“矫正”。毫无疑问，惨案既已发生，虽然三名恶少尚未成年，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予以顶格严惩。但是从“宏观”上看，小孩子作恶，大人们难辞其咎——盖因这个世界是由后者统治的。

  写罢上面的文字，又见押沙龙先生在财新网最新发表的一篇博文，题目叫作《那些人间的小恶魔》，介绍了国外几起相似的少年凶杀案以及社会的反应和惩处。痛定思痛之后，大人们不妨找来看看，谨防自己的孩子也变成“小恶魔”——当然首先是自己不能作恶。（未名日记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