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不可以来一次“量化宽松”？——

2024年，是吾国经济能否回到像疫情之前那样的正常增长轨道的“关键一年”。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李伟日前在财新网撰文，提出应该尽快使用“量化宽松”来解决中国经济中的诸多问题，并称这是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办法。笔者觉得他的建议值得决策部门考虑。

所谓“量化宽松”，乃近年来出现的一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如果笔者没有记错的话，其始作俑者是美联储。传统上美联储通过调整基准利率对经济进行逆周期调节，但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推行了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即“量化宽松”，具体操作方法就是由联储直接在市场上买入国债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金融资产，以此进一步压低国内的整体利率水平，从而刺激经济增长，并避免通缩的凤险。说白了，“量化宽松”就是央行印钞直接注入市场来调控经济运行。据李文介绍，从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美联储一共实行了四轮“量化宽松”。根据CEIC数据，美联储的总资产在此期间从不到1万亿美元的规模膨胀到最高时接近9万亿美元的规模。   

尽管“量化宽松”在学界颇受争议，但从实际效果看，的确帮助美国经济渡过了当时金融危机的难关。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后来还因此项“创新”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笔者记得当时他的一句著名的夸张比喻是“直升机撒钱”。

李伟先生在文中说，实际上中国也曾经实施过“中国式的量化宽松”，典型案例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救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其中很多资金就来自央行的再贷款。盖因当时四大行堆积了很多的不良资产，技术上已近乎破产，需要将其不良贷款剥离出来以便让它们“重装上阵”。但当时财政根本拿不出这笔钱，因此央行“该出手时便出手”。笔者作为一个“过来人”，也看到这种“中国式量化宽松”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四大行因此得以“轻装上市”，并随着后来吾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跃跻身于全球最赚钱的银行之列。只不过我们有点忌惮“量化宽松”这个外来名词，因为它听上去似有“大水漫灌”之嫌。

不过诚如李先生所说，好在那时的吾国经济出现通缩，不用担心通胀的风险，这就为央行非常规再贷款的使用提供了可行性，通过创造新的货币，不仅躲过了四大行的破产危机，还直接助力了那些年的经济增长。从这点来说，确实可以看作是“中国式的量化宽松”。

那么，李伟先生为何现在又重提“量化宽松”并认为吾国应该推行此策呢？简单地说就是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的风险，特别是在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和影子银行这三大领域（也许还应该加上股市），高层三令五申要求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但目前来看仅靠常规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不够的，因此李先生认为“量化宽松”应该成为一个选项。

当前的市场形势确实比较严峻，确实需要政府出手扶持。不过笔者对李先生的建议存有一点疑虑，即：“量化宽松”与大量增发国债的区别何在？对此李先生解释说，大量增发国债将引发两个问题，一是谁来买这些国债，二是大量国债向市场增发有负面的“挤出效应”，会导致国债收益率的上升，使企业和居民的借贷成本上扬，抑制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即使不出现这两个问题，发行国债需要走一系列的复杂程序，其筹资速度不会很快。而在当前，速度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以笔者作为一个外行的粗浅理解，“量化宽松”并非是由央行取代政府发债，而是由央行出手购买大部分的国债及其它处于危险中的金融资产，用李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由央行直接创造货币为政府指定的特别机构提供充足的资金购买出险机构的股权和债权，这样可以迅速和无限地创造出大量的流动性，对于化解经济中的债务危机和稳定市场信心至关重要。李先生据此认为“量化宽松”应是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只有发挥好这个政策，中国经济才能逢凶化吉，一路前行。

笔者不懂经济学，对此不敢妄议，但凭直觉认为李先生的建言似乎不无道理。虽然“量化宽松”释放的资金是用来购买政府债务和出险资产，与政府直接发债并无质的区别，但关键在于这些债务并非是由市场而是由央行承接，而后者拥有印钞权。最重要的是“量化宽松”比起一般的政府发债，救市的速度要快得多，而速度在当前的确很重要，拖拖沓沓只会使得局面恶化。比如，假设用“量化宽松”的办法让政府直接用于购买地方政府和房地产的巨额债务，是不是可以一举“化债”或者说“解套”呢？

当然，所谓“羊毛出在羊身上”，央行用于“量化宽松”的钱不会从天下掉下来，终究还是要由整个社会经济来承担，因此有一个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的问题。但李先生认为目前来来看这种风险并不大，因为当前中国的CPI和PPI都还是负数。即便后面通胀起来了，如李先生所说，到时候再收紧货币政策就是了。

笔者也看到，以量化宽松的“创始者”美国的经验教训，在经过多年、多轮的量化宽松后，美国的确曾迎来一波高通胀。但自前年开始美联储强力加息，用了一年多时间差不多就驯服了通胀。当然美国的教训是之前对通胀的警惕性不够高，原本可以早些开始政策收缩。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李先生在文中还打了一个有意思的比喻：“有看法认为，救助相关主体会导致道德风险和软预算约束。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但这就好比动脉破裂和骨折的关系，骨折很疼很难受，但一般不会造成生命危险。反观动脉破裂，如不能及时止血，人会有生命危险。假如同时出现这两个问题，孰先孰后一目了然。”——确实如此，当务之急是“及时止血”，在这个问题上要应时施策而不能墨守成规。

  当然，“量化宽松”的资金怎么用，救市应该怎么救，央行释放的流动性以后怎么收回，这些也很重要。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了。（未名日记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