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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汉”闲聊科尔奈 ——关于“短缺经济学”与“软预算约束”

未名周记(2143)

 “门外汉”闲聊科尔奈

 ——关于“短缺经济学”与“软预算约束”

 

本文要义:为什么计划经济一定会出现“短缺”?而国企和政府天生都是“软预算约束”。

 

10月18日,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去世了,高寿93岁。许多人认为,科尔奈虽然没有获得过诺奖,却是经济学界的大师级人物。他逝世后媒体和学界纷纷撰文悼念。笔者是经济学的“门外汉”,从未读过科尔奈的著作,仅从一些介绍性文字粗略了解他的一些学说,结合本人的生活体验和思考,斗胆也想聊聊自己的感受。

据介绍,科尔奈最有名的论著是《短缺经济学》及其系列,他根据自己祖国匈牙利的经验,以短缺分析为核心,研究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短缺现象和相互依存关系及其规律,影响十分深广,包括吾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众所周知,曾经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计划经济,而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都存在严重的商品短缺现象,作为过来人的笔者对此深有体会。为什么计划经济一定会出现“短缺”?笔者不知道科尔奈对此是怎样分析的,但以笔者简单的思考,根本的原因大概有两条。

一是计划经济缺乏激励机制。所谓计划经济,顾名思义,就是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事先由政府“计划”好的,企业(当然都是国企)和员工只要照此执行就可以了。在这一体系中,人们只是起到“螺丝钉”式的作用,不需要有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即使偶有“火花”迸现,也得不到奖励和回报,久而久之也就泯然无存。在这种状况下,生产力的低下是可想而知的,自然也就不可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更遑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回顾几十年前,吾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改变激励机制开始的。先是在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规定只要交足“公粮”,其余的都归于农户自家,从而一下子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短时间内就解决了吾国几千年都没能解决的“吃饭”问题。 但仔细观察,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吾国农村也可以看到小范围的“激励”,这就是农民各家的自留地。有过当时农村生活经验(笔者曾经“插队落户”多年)的人都知道,农民自留地的单位面积产出远远高于“公地”。而“包产到户”其实只不过是把自留地的激励机制推广至全部农地而已,从此吾国基本解决了粮食的“短缺”问题,实现了“丰衣足食”。当然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仅仅“包产到户”还不足以让农民“共同富裕”。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至少现在的农民已经“两不愁”了。

在当时的城市企业,也随之开始改变激励机制。最初是实行奖金制,今天看来,这不过是最基本、最初级的一种激励,但在当时却是经过艰难的“思想解放”才被允许实行。要知道在计划经济时期,就连八级工资制都曾被视为“资产阶级法权”而欲在消灭之列。 后来城市企业又实行改制,即将原先的一部分全民所有制企业改为股份制企业,同时允许兴办民营企业。这无疑是更广泛、更高层次的激励。从此吾国经济快速发展,一跃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国内大部分商品不再短缺,有些领域还出现了过剩现象,与此同时吾国还有大量的商品出口国外。可以说,至此吾国已基本告别了科尔奈所诟病的“短缺经济”,而这无疑应归功于市场经济。

短缺现象之所以与计划经济如影随形,另一个原因是缺乏——不,应该说干脆就没有竞争。今天人人都知道“竞争出效率”这个简单的经济道理,在计划经济却是公有制一统天下。而当时传统理论语境里的公有制主要是指国有制,既然国企们都是“全民所有”,彼此从起根儿就不存在竞争关系。盖因竞争必然是有输有赢,如果国企之间也开展竞争,赢家和输家都是同一个产权所有者,此长彼消,相互“扯平”。而无竞争肯定无效率,所以注定会出现“短缺”。这种现象至今仍偶有所见:比如近些年经常出现的“电荒”(今年尤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电力行业基本上由国家垄断,而垄断就难免会有“短缺”。反过来看,凡是竞争比较激烈的行业,很少发生“短缺”,反倒容易出现“过剩”。

所以笔者一直觉得,邓小平最大的贡献就是领导吾国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由此既解决了激励问题,又导入了竞争——可以说,这是吾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的“胜负手”。其中尤以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居功至伟,因为民营经济天生既有激励,又有竞争(产权独立)。

据介绍,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当时对吾国官学两界影响很大,他本人还曾在访华时亲自参与了吾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即著名的“巴山轮会议”,对吾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史家认为这次重要会议甚至影响到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路径的选择。

笔者对专家介绍的科尔奈学说中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软预算约束”理论。据记载,几年前科尔奈90岁生日时,他的学生吾国经济学家许成钢(科尔奈有不少中国学生)曾接受《比较》杂志的专访。据许成钢介绍,科尔奈的“软预算理论”也是从他的《短缺经济学》这本名著中提出来的。只不过这一理论实在太过重要而影响太大,所以人们经常会将其单独拎出来学习讨论。

何为“软预算约束”?这恐怕还先得说说与其相对的“硬预算约束”,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一条基本规则:优胜劣汰。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经济组织(通常是指企业)如果盈不抵亏或者说入不敷出时,它就会破产出局。而“软预算约束”正好相反,即指当一个经济组织遇到财务上的困境时,可以借助外部的救助而得以继续生存。

毫无疑问,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国企全都是“软预算约束”,盖因无论它们怎样亏损,都会有它们的“老板”——政府来“兜底”。因此国企永远没有破产之虞。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会有很高的效率呢?这不仅是由体制,也是由人性所决定的。

实际上不仅在计划经济时期,就是在当下,大部分国企仍然未能真正摆脱“软预算约束”。笔者之所以说是“大部分”,是想显得比较谨慎一些,因为记忆中似乎也曾有国企破产的案例发生,比如许多年前的广国投,但那毕竟是个案。如上所说,从理论上看,国企是天生的“软预算约束”,因为它们的产权所有者——政府对它们负有“无限责任”。前些年当局曾经想把一部分国企改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政府只以出资额为限对其承担有限责任,超出这个限额不再“兜底”。但在实践中却很少发生,最多也只是让其关门倒闭,或者是进行兼并重组——而这往往也是一种变相的“软预算约束”。

国企的这种“软预算约束”,从根源上说还是来自于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全世界的政府皆是如此。为什么?根本的原因是政府拥有其它任何组织都不具备的公权力,这使得它可以无需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则,因为在任何国家政府都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因此即使入不敷出也不会被淘汰出局,否则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记得前些年吾国理论界曾讨论过对那些举债过度无力偿还的地方政府可否让其破产,当时笔者就“坚定不移”地认为这是行不通的。还有人曾提出中央财政不应为地方债务“兜底”,笔者也认为在吾国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盖因吾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中央对地方负有“无限责任”。

正因为如此,尽管各国政府每年都有预算,但这种预算是“软”的而不是“硬”的,如果钱不够花,随时都可以举债。特别是,政府及其管控的央行还握有一项特殊的权力:印钞权,实在不行了还可以直接开动印钞机。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大概要数美国政府。地球人都看得见,这些年为了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美国政府开销无度,入不敷出,只能借助自己的“美元霸权”不停地放债,仅仅二十年时间,美债的规模就已逼近30万亿美元,折算起来相当于吾国GDP的两倍之多。尽管美国政府放债要经过国会批准,但实际上这只是在“装装样子”,因为国会如不批准提高美债上限,美国政府就得“停摆”,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机和各种高科技军事装备就得趴窝,更不用说美国的公共保障体系会崩溃。所以每次美国政府要求提高债务上限时,国会虽然都会“装模做样”地辩论一番,最终还是不得不予以批准。——“软预算约束”到了这个程度,也真的让人叹为观止。

客观地说,这种“软预算约束”不止发生在美国政府身上,当今全球政府也无不具有,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特别是近一个时期发生了两次世界性的危机,即十几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当下的新冠疫情危机,各国政府为应对危机需要增加大量的开支,纷纷实行最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说白了就是用印钞的方式举债,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通货膨胀明显。虽然这是危机时期的无奈之举,但留下的巨额债务必成后患。更要命的是,现在人类社会似乎还找不到一种有效的办法来解决愈演愈烈的政府“软预算约束”。

上面讲到,国企和政府天生都是“软预算约束”,但笔者见许成钢先生在上述访谈中说,拿科尔奈的理论来观照,“软预算约束”现象在市场经济包括民企中也大量存在,因此他这一理论的深度和广度,涵盖了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以及转轨经济的范畴,成为整个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部分之一。

以许先生的解读,“软预算约束”不仅存在于计划经济,不仅存在于国企与政府,就连市场经济和民营企业中也并不鲜见。这一说法让笔者颇感震撼。

此话怎讲?但见许先生举例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它背后非常重要的基本机制是“软预算约束”,而据他所知的现代文献都没有清楚地指出这一点。他分析说:触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是次贷危机。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里,私人银行发放抵押贷款,作为抵押品的房产要落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关系到银行自身的安全,因此银行会关心抵押资产的性质,关心借款人的还贷能力、借贷人的信用,等等,这就是“硬预算约束”带来的结果。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了所谓的金融创新,其核心内容就是放贷人可以把他的抵押资产打包后以金融产品出售,而买了这些金融产品的人可以再打包出售。如此一层层交易以后,借款人和最终出资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遥远,使得贷款人的破产与出资人的破产之间,似乎没有了关系。动摇了市场经济的根基,把银行和个人的“硬预算约束”变成了“软预算约束”。这就是导致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根源。一些论者从心理因素如贪婪,或者单纯从金融监管、货币政策讨论2008年金融危机,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许先生的这番解释令笔者读后有“醍醐灌顶”之感。细想实际情况可不就是如此吗?!尽管许先生说,他依据科尔奈理论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解释还没能来得及变成一个正式的理论模型,也没来得及做系统的经验验证,但他相信从大量观察里来的直觉是对的。而笔者虽是一个“门外汉”,以自己的直感也相信许先生的解释言之有理,是对他的老师科尔奈理论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这还没完。许先生进一步联系吾国的改革实践说: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连高层领导都知道科尔奈的基本理论要点,从而使得吾国在治理“软预算约束”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为经济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不再关注“软预算约束”,使得以前曾经得到相当控制的这一问题,在最近十几年里以新的形式“死灰复燃”。最典型的就是今天大量存在的所谓“僵尸企业”,其根本原因就是陷入了“软预算约束”,一些资不抵债的企业死不破产,由此还导致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造成债台高筑而且还在加剧。在此背景下,不断产生新的“软预算约束”形式,甚至连金融市场中的上市企业多数也是“软预算约束”。大量的上市企业,在业绩不佳甚至资不抵债时,得到各种各样的注资或重组。这不仅扭曲了企业的激励机制,也扭曲了市场的基本信息和激励机制。股民们甚至会认为当一个重要的上市企业出现资不抵债的情况时(ST和*ST),反而有可能是其股价转而暴涨的转折点,从而以此为题材大肆炒作。

笔者由此恍然:现在市场上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大到不能倒”,这不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软预算约束”吗? 在访谈的最后,许先生针对吾国这些年在市场上既存在大量的过剩,又存在大量的“软预算约束”,怎样解释这两者并存的问题回答说:这正是经济学面对的挑战,需要经济学家的创新。笔者的理解是,科尔奈理论研究的是计划经济下的“软预算约束”必定会带来“短缺”,但现在吾国早已不是计划经济,却又不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因此才会出现上述“过剩”与“软预算约束”并存的现象。

毕竟是个“门外汉”,再说下去要“露怯”了,还是赶紧打住吧。                                                      2021年10月25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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