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内卷式”竞争的推手？——

“反内卷”正在从此前的行业性话题成为面向全国的高层决策。7月1日，《求是》杂志刊发《深刻认识和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一文，对当前的“内卷式”竞争进行了详尽梳理，指出行为主体主要包括企业与地方政府两类：企业端突出表现为低价竞争、同质化竞争、宣传营销“逐底竞争”；地方政府方面则体现为人为制造政策洼地、盲目上马新兴产业、设置市场壁垒等。

申万宏源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伟日前就此在财新网撰文，指出本轮“内卷”地方政府成为主要驱动因素，探寻“地方政府为何陷入‘内卷’式竞争”。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好问题。盖因企业层面的“内卷”自有价值规律的约束，若无外力支持，不可能长期亏损严重还能“卷”得下去；但地方政府层面的“内卷”则另当别论，因而更需着力加以治理。

地方政府为何陷入“内卷”式竞争？对此，赵文从三个维度进行了剖析。第一，地产周期下行阶段，地方政府面临GDP增长压力，亟需寻找能拉动经济增长的产业。第二，地方政府传统的稳增长抓手——基建投资，因隐性债务监管持续强化，难以有效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只能在工业、服务业中寻找稳增长动力；此外，地方政府还要聚焦于财税获取，倾向于发展综合税负水平高的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第三，近年来地方政府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度上升，中央对新兴行业的补贴与扶持成为地方政府争夺的对象。

文章认为，基于上述三大因素，地方政府布局新兴制造业对其而言是“最优解”，2022-2023年，有16个省份的制造业投资平均增速超过10%。但这种“合成谬误”令部分制造业“供过于求”，产生了重复建设、投资过度等问题。其中以新能源行业过去五年的表现最为典型，2022年起有更多省份将新能源纳入当年重点产业布局，2024年达到26个省份的高峰。即便在高层提出“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以后，2025年仍有24个省份将新能源列入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

笔者拜读赵文后觉得，赵先生不仅提出了一个好问题，分析得也颇为到位。笔者想补充两点个人意见：

其一，除了赵文所指出的一些因素，地方政府陷入“内卷式”竞争不仅有动机还有手段，那就是利用行政权力“动员”辖区内的银行和国企为此提供资源支持，没有这一条，区内的产业很难“卷”得起来。笔者始终认为，上级管理部门必须把住资源调配这一关，实行“优胜劣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禁止地方行政部门越权干预和参与。

譬如，笔者日前见财新网报道，财政部8月1日再次通报了地方违规增加隐性债务的6起典型案例，皆为地方政府通过违规融资、垫资，向国企、银行借款投入本地的建设项目，数额少则数亿，多则数百亿，这些举债均经地方政府的批复同意或承诺偿还。试问：在高层三令五申不得违规举债的背景下，为什么还有地方政府“顶风干”？显然在一些地方官员看来，他们背负的“稳增长”压力超过了“被追责”的压力，因而怀有侥幸心理。事实上这已经是财政部年内第二次通报此类案例。地方政府的此种行为与当前的“内卷式”竞争有直接关联。

其二，说到底，地方政府之所以陷入“内卷式”竞争，是过去几十年“政府主导+GDP挂帅”的体制仍在惯性运作所致。应该承认，此种体制曾经对吾国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然而时过境迁，如今吾国经济已从此前的“赶超”阶段进入“创新引领”的新阶段，有些领域已居于世界先进水平，这也意味着前路的不确定性和“试错”的成本大大增加，此时若依然由“政府主导”已难以胜任，需要将探索权、主导权更多地交还给市场。与此同时，今后的经济增长也要从重数量转向重质量，实际上高层几年之前就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理念，惜乎有些地方政府仍在“走老路”。而今已到了非“转型”不可的时候了。

  简言之，“内卷”只是现象，增长方式才是本质；企业的“内卷”不难治理，只要遵循价值规律让它们“优胜劣汰”便是。而如何整饬地方政府的“内卷”才是硬核。窃以为地方政府只有完成上述“转型”，从过去经济发展的主导者甚至是直接参与者转变为服务者、监管者，才能让市场规律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才能从根本上避免陷入“内卷式”的恶性竞争，让市场竞争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未名日记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