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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取消中考”的逻辑依据

·未名周记(2128)·

 

                     梳理“取消中考”的逻辑依据

 

本文要义:由于过去高中教育还属于“稀缺资源”,只有一部分初中毕业生才能升学,故此必须要举行“中考”,目的是为了“择优录取”,也就是俗称的“掐尖”;然而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吾国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几乎所有的初中毕业生都有升入高中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中考”其实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确实可以顺理成章地取消了。

 

先表哀悼:被誉为“改革老人”的前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先生日前去世。过去四十多年,“改革”无疑是吾国舆论场中的“最强音”,现如今无论是官方文件、领导讲话还是专家之论也是“言必称改革”。但真正具有创意的改革措施和建议其实并不多见,笔者有幸近日看到了一项,这就是梁建章先生提出的“取消中考”。

梁先生系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出身,又是携程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同时还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型企业家”。他在成功地创办和经营企业的同时,又勤于思考、笔耕不辍,尤其对人口问题颇有研究。笔者拜读过他的不少文章,其中不乏创见。比如不久前高层决定放开“三孩”政策时,他曾提出对“三孩”家庭每家补贴100万元人民币的建言,这比有些专家的“八股文章”要来得明快和实在,笔者深表赞同。近日又看到他在财新网撰文提出“取消中考”,更令笔者有“醍醐灌顶”之感。

人所皆知,所谓“中考”,是指初中升入高中的入学考试,每年涉及到几千万考生及其家长,其受社会重视的程度仅次于“高考”。

学生升入高一层次的学校就读要经过考试,以此作为录取的主要凭据,这似乎是一个“常识”。但梁先生为何建议“取消中考”呢?其实他的文章题目就已点明:“避免过早教育分层”。本文试就梁先生的这一改革建议谈谈自己的“阅读体会”,也许是“狗尾续貂”。

梁先生的这篇文章是从吾国教育部最近推出限制校外培训补课活动的“新政”谈起的。在笔者看来,这一“新政”首先是为了减轻学生的课外负担。可能由于梁先生长期致力于人口研究,著文立说往往会扯到人口问题,他指教育部上述“新政”的目的是降低课外培训的成本从而降低育儿成本,进而提高低迷的生育率。这样的“联想”是否符合“新政”的本意,笔者不知道,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包括梁先生在内的一些学者对限制校外培训补课的效果表示质疑。梁文引述21世纪教育研究院熊丙奇先生的看法说,如果不能改变当前教育“唯分数论”的取向,社会上培训补课的需求就不会消失,并引韩国多年前的类似实践为例,指其政府下达的“限补令”的结果导致该国的此类活动纷纷转移到“地下”,需求未消而成本更高,只有少数有钱人才能负担起一对一的上门服务,因而韩国社会产生了大量反对的声音,“禁补令”后来不得不取消。

笔者同意他们的看法。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大凡一种社会产品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必是有原因的,单纯用行政手段来打压需求只会适得其反。这方面最典型的无疑是住房,吾国的限购、限贷乃至限价政策持续了十几年之久,但依然遏制不住房价的上涨。校外的培训补课也可视为一种社会产品,之所以如此火爆,还是因为有强烈的市场需求,很难简单地用一纸禁令让其消失。

然而,校外培训补课又的确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同时也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而这些所增加的负担在相当程度上属于无效的资源浪费。以笔者自己的人生体验,当今的学校内有不少教学内容其实是在做“无用功”,有些大而无当的知识灌输给学生,长大后根本就用不上,学过以后就扔掉了,确有“浪费”之嫌——对此笔者可以举出一个细节为证:每逢高考结束,很多学生都会在欢呼声中将书本撕掉抛向天空,犹如雪花漫天飞舞,这其实是一种不满情绪的宣泄。现如今又加上校外“热火朝天”的培训补课活动,其所造成的无效投入和资源浪费更是难以计量。

如果说学生们还未成年,学什么、怎样学不由他们说了算,但作为成年人的家长,对这些校外培训补课活动,为何也不惜投入成本拼命督促自己的孩子“趋之若鹜”呢?他们难道不知道这些校外活动很大程度上是在加重孩子的负担、浪费家里有限的金钱吗?

也许有的家长是知道的,也许有的没想过,不管怎样,几乎所有的家长和学生都身不由己地被卷入了这股“洪流”中,从而典型地而又形象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内卷化”——这是近来吾国非常流行的一个“热词”,用在此处特别合适:即便明知有“浪费”,但也只能随波逐流,因为众皆如此,唯恐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而形成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现象。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集体无意识”。

凡事皆有因果。校外的培训补课活动如此盛行,乃至“一浪高过一浪”(看看媒体上那些铺天盖地的广告吧),显然也必是其来有自。这就是当今的升学考试制度,它好比一根具有魔力的“指挥棒”,引无数学生和家长为之竞折腰。

升学究竟要不要考试?答案似乎是肯定无疑的,否则拿什么作为录取凭证?很多人批评当今的高考制度不合理,指其是“一考定终身”,纯属“分数挂帅”;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是当今相对最公平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除此之外拿不出更合理的办法。笔者这里姑且认为它是一种“次优选择”,但同时我们也得承认,由此造成的“应试教育”倾向、学生家长负担的加重和社会资源的浪费,是显而易见的。教育部之所以出台上述“禁补令”,其出发点也正是为了遏制这种倾向,只不过“一禁了之”的做法显得简单粗暴,而且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其效果很值得怀疑。

曾经有一度,笔者在博文中提出过“分拆指挥棒”的建议,即取消全国性和地区性的“统一考试”,把权力下放给各个学校,允许他们自主考试和录取,如此就会使学生和家长们“无从适从”,进而只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重视学校的基础学习上,而那些校外的培训补课机构也将因此失去“方向”,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一哄而起,遍地开花”。

但笔者也承认,在现行体制下,自己的上述构想有些“乌托邦”。正因为如此,日前看到梁建章先生“取消中考”的建议,忽感茅塞顿开,觉得他的这一主张比笔者的构想更加简便实用因而是可行之策。

不妨从事情的“源头”说起:入学为什么需要考试?答案不言自明:当然是为了鉴别和区分学生的知识和智力水平,从而“择优录取”。梁文将其称之为“分层”。他认为过早分层会造成严重后果,指出“中国社会现在对于学生的分层,不仅出现在大学入学阶段,更是提前到了基础教育的各个阶段。中考成了高中入学的分层考试,于是家长就开始为备战中考而补课。有些地方在更早的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也开始考试分层,于是学生和家长又需要为进重点初中和重点小学补课。教育分层变得越来越早,导致深度的教育无效投入与浪费。”

教育为什么需要“分层”?作为经济学博士,梁先生用经济学原理加以分析,简言之“就是把稀缺的资源匹配给优秀的学生”。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正如他在文中所指出的:“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几十年前的中国,大学教育甚至高中资源都是稀缺的。要把这些稀缺教育资源匹配给最优秀的学生,就必须在大学和高中的入学阶段进行筛选,于是出现了高考和中考。”

接下来他要说的重点来了:“但现在的高中和大学教育资源已经不再稀缺,高考和中考存在的必要性已经大不如前,过早分层的积极意义远不及当年,反而暴露出因此产生的种种弊端。” 正是他的这段话一下子说服了笔者:由于过去高中教育还属于“稀缺资源”,只有一部分初中毕业生才能升学,故此必须要举行“中考”,目的是为了“择优录取”,也就是俗称的“掐尖”;然而现在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吾国经济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壮大,几乎所有的初中毕业生都有升入高中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中考”其实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确实可以顺理成章地取消了。

既然如此,为何现在“中考”制度仍然照行不误呢?观察现实可以知晓,根本原因在于:现在吾国的高中教育虽然不再是稀缺资源,但却仍然存在明显的“非均等化”现象,也就是全国各地的高中学校实际上有“三六九等”之分,对那些所谓的名校或重点学校来说,他们仍然还需要“掐尖”,需要“择优录取”,否则难以确保自己的“生源质量”,所以必须还要“中考”。

再分析下去,这些名校或重点学校之所以仍然需要“掐尖”,目标其实是冲着“高考”去的,而“高考”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掐尖”,为名牌大学输送优质生源。——这才是“中考”以及各种校外培训补课活动的根本目标。

由此又带出了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掐尖”或“择优录取”有错吗?

这就需要真正用“辩证法”来看待了。大而论之,吾国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法则就是竞争,就是优胜劣汰,因为竞争才能出效率,才能提高生产力。

如此说来,“掐尖”也好,“择优录取”也罢,岂不正合了市场经济的要求吗?正是在这里,人们的认识开始出现了偏差。简言之,所谓的竞争法则,所谓的“优胜劣汰”,主要适用于经济领域,然而却不能照搬到教育领域,尤其不能照搬到幼教和中小学领域。为什么?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竞争是大人们而不是小孩子们的事。

对此,梁先生在文中有一番分析。他在谈到为什么不应“过早分层”时指出:弊端之一是评价太早,导致那些晚熟的孩子遭遇错误的评判;弊端之二是标准单一,仅仅只用大而全的几张试卷无法对学生作出全面的评价;弊端之三是增加了择校考试压力且越来越低龄化;弊端之四是导致各种培训补课活动常态化,富裕家庭显然更有财力投入,寒门子弟通过考试实现上升的路径变得越来越窄;弊端之五是学生后劲不足,为了应对层层叠叠的考试,小时候不得不拼命用功,辛辛苦苦进入大学后反而失去了学习的动力,毕业时反倒成了碌碌之辈。

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过早分层”最重要的弊端是:由于从小就被裹入“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孩子们很难健康快乐地成长,很难享有自由活泼的童年和少年生活,长大以后也就很难具有健全的人格和三观,从而使得整个社会都有沦为“丛林”的危险。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考虑,梁先生郑重地提出“取消中考”的政策建议,指有助于实现中学阶段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据他在文中介绍,实际上在更低年级的基础教育阶段,教育部已经逐步取消了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取消了相对应的小升初考试,录取主要采取抽签方式,老师也在不同学校之间进行轮岗。笔者不了解这些具体情况,但从理论上说,如果取消了“中考”,自然也就不会存在所谓的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因为他们之所以是“重点学校”,重点正在于被那些“重点高中”录取的概率较高,而假如连“中考”都取消了,重点小学和重点初中(包括连带产生的所谓”学区房“)也就自动消失了,孩子们也就获得了“解放”。

这里也许涉及到一个问题,取消包括“中考”在内的中小学升学考试,会不会降低学校的教育质量。仔细分析一下可知,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应不应该实行“精英教育”,或者说该不该“分档教育”,即将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集中到少数重点学校或者本校的“快班”,而将其他学生则归于普通学校或本校的“慢班”。笔者认为,这种所谓“精英教育”的理念不适用于中小学,否则就会早早形成“两极分化”。 退一步讲,即便这样的做法能让“好学生”们的学习效率更高,但却牺牲掉了“教育公平”的理念。何况如梁先生所指出的,只要课程能够较好地实现标准化,让学习成绩不同的学生在一起接受教育,综合效果未必不佳。笔者认为,如果说在经济领域应该奉行“效率优先”的话,那么,对未成年的孩子们来说,则应该是“公平优先”。所谓“精英教育”的概念并不具有普适性,无限扩大它的外延,必会对社会产生反作用。这里笔者不妨再举一例:“优生优育”的口号看上去不错,但若推向极端,就与智力歧视乃至种族歧视只有一步之遥。

梁先生提出“取消中考”的建议后还将逻辑的运用再往前推进了一步,指其几乎也适用于“高考”,理由是现如今吾国总体的大学资源也已经不再稀缺,每年录取近千万人,而以吾国目前“少子化”的发展趋势,不久的将来每年的出生人口将会跌破千万,未来势必出现大学招不满学生的局面,所以很快就连“高考”或将亦无必要了。这样说的理论依据依然是:凡不属于稀缺的教育资源,学校就不应该“择优录取”,不应该“掐尖”,而应将公平分配摆在首要位置。所以梁先生认为,“分层考试”的关口可以推至研究生阶段,原因也是因为研究生的教育资源还是相对稀缺的。

笔者认为,梁先生上述建议的逻辑链条是比较完整的,也是切实可行的。既然目前在幼儿、小学、初中阶段已经取消了“分层考试”,现在该是轮到在高中阶段实施了(至于取消“高考”,也许可以等到吾国的人口停止增长之时再议此事)。取消“中考”必将引发一连串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笔者认为是良性的;而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称得上是真正的创新之举。

惟看决策层如何考量和取舍了。

                                              2021年7月12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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