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消费，钱从何来？——

新冠病毒仍在全球范围快速传播，幸运的是吾国不仅早已基本控制住了疫情，经济复苏也领先于各国。由于吾国是一个制造大国，故此在复苏过程中，供给端恢复得较快。现在的问题需求端特别是消费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近日笔者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先生在财新网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到，很多问题（如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等）都会反映到消费上，他们用京东的大数据研究了消费，发现一个新趋势值得警惕：一线城市的消费增速在疫情之后反弹非常明显，但是低收入地区的消费反弹越来越慢。此外十年来第一次出现农村收入增长慢于城镇收入增长。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这大概跟各地财富积累的程度不同有关。吾国的一线城市，人均收入已达发达国家的水平，故此虽然也遭受疫情冲击，但毕竟“底子”比较雄厚，因而“底气”还在，疫情基本消除后，消费的反弹比较明显，有些富裕阶层甚至还会“报复性购物”。

然而低收入地区的情况就不同了，本来“底子”就薄，财富积累较少，疫情冲击之下，人们的收支更是捉襟见肘，虽然也已复工复产，但整体收入较比之前还是减少的，消费的反弹自然也就偏慢了。

经过许多年的市场实践，我们意识到，长期主要靠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应该把消费的份额提上来。所谓的“三驾马车”中，其实出口主要也是由消费拉动的，只不过那是国外的消费。很多专家研判，新冠疫情过后，外需必会有所下降，以后吾国的经济增长更依靠国内的消费。领导也指出要以“内循环为主”。

但是消费就要花钱，所以消费的背后其实是收入，特别是广大中底层民众的收入。因为一国（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消费不可能主要靠少数富人以及一线城市的消费支撑。如果大部分地区和民众的收入水平上不去，整体的消费就很难拉得动经济增长。 因此，如何在复工复产的同时能够增加中下层民众的收入，才是保增长的关键。

为此，沈先生提出“接下来是不是要政策更大程度地倾斜这些群体，是不是要直接补贴低端人群？”《财新周刊》的最新一期社论也说：目前新增专项债券从2.15万亿元增加到3.75万亿元，但中央下达的2万亿元财政直达资金，仍有很大一部分允许地方用于基建，且范围与专项债券雷同。社论指基建的饱和程度和利用效率已争论多年。不少学者认为中央资金应有一大部分用于救助企业和低收入人群，体现保市场主体、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当前财政支出的重心应由经济建设转向公共服务。

但是，政府即使有心实施普遍性的补贴政策，所花的钱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何况眼下财政本身就已十分困难，领导反复强调“要过紧日子”，哪有余力给几亿人发补贴呢？

那么，就只能是让政府更多地举债借钱了？实际上时下各国政府似乎都在这么干，数据显示全球政府债务已增至历史最高水平。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举债，说到底还是要还的，除非像有些专家所主张的，实行“财政赤字货币化”，也就是由央行直接印钞“借”给政府花。其实说“借”不准确，因为“赤字货币化”的隐含意思就是政府借钱不用还。只不过事物之间总是“一环套一环”，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向全民征收“铸币税”，货币购买力就会下降，尽管未必一定表现为CPI的上涨，但房价、黄金等资产价格的上涨是必然的。

说来说去，最终还是要靠实打实地通过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社会财富，并辅之以公平分配，才能顺着前面的逻辑“倒推”回去，从而形成正向的循环：增加民众收入——增加消费——经济增长。换言之，若民众收入上不去，消费就无从增加，那就只能走靠增加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老路了。（未名日记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