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944）·

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会后发表的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 笔者阅后为之一振，因为它解开了一段时间以来笔者心中的一个疑问。

事情得从头说起。

众所周知，1994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首次在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正式宣告吾国放弃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其重要意义无论怎样评估都不为过。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吾国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便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就经济体制而言，初时并没有摆脱计划经济的窠臼。其间高层和理论界曾进行多次研讨，前后有过“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新提法，但总的来看，都属于计划经济前提下的各种探索。

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才提出了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构想。 邓小平在“南巡”时明确表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还提出：“各方面工作的是非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著名的“三个是否有利于”。

这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仔细辨析，它与邓小平之前所提出的“猫论”以及“一国两制”等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其核心理念就是“实事求是”。——既然过去几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低效，为什么要“一条道跑到黑”，为什么不可以改寻新的发展道路呢？

笔者一直认为，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邓小平为吾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所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这一历史性转折，吾国今天能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并不会就此终结。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应该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换言之，从语词学的角度看，它究竟是一个“偏正词组”，还是一个“联合词组”（或称“并列词组”）？

也许有人会问：这两种词性有什么区别吗？

笔者认为，当然有区别，而且区别很大。

如果取前一种解释，即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那么，依据逻辑可知，世界上还存在着“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比如“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或者别的什么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首先，自亚当·斯密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所研究和建树的理论都是“市场经济”而没有“主义”之分。如果我们提出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那么，在理论储备上几乎完全是“空白”，而没有理论支持的一种经济模式是无法开展实验的。其次，既然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那么，它必然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以及其它主义的市场经济（假设有的话）有本质的区别。然而，这种区别又体现在哪里呢？

比如，在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模式虽然相互之间也略有差别（如德式的“社会市场经济”与英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无不具有共同的一些特征，包括：承认并保护私人产权，允许并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持并开展公平的市场竞争，等等。如果这种市场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又是怎样的呢？质言之，如果去掉了上述这些特征，那还算是“市场经济”吗？

故此，笔者的观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偏正词组，而是一个联合词组，即应该理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者指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后者指的是经济的运作方式。

其实邓小平在“南巡”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进而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

在中共十四大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之后，吾国一些经济学家也为之殚精竭虑、献计献策。如吴敬琏先生在1997年曾明确表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见于《金融信息参考》）。在这一判断中，吴先生显然把“社会公正”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或者说是社会主义的“代名词”，实际上就是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乃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结合。

记得笔者当年在自己主编的一份内部刊物中曾对此附加评论，表示赞同吴先生的说法。二十多年过去了，笔者认为吴先生的这一诠释仍然是正确的。

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认知，事实上从吾国这些年的实践来看也是如此。要言之，上面所举的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主要特征，如产权保护、发展民营经济、开展公平竞争等，在吾国现在的经济体制中，一样也不缺。如果说与别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有什么不同的话，区别就在于吾国的市场经济更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并因此而被称为“中国模式”。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总体来看它依然没有脱离“市场经济”的范畴。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吾国在由计划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之后，依然在政治上保持了“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以这次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的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换言之，只要在政治上保持这一特征，无论是搞计划经济还是搞市场经济，都不会改变吾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这不正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吗？延伸开来甚至可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党的领导+市场经济”。

或问，厘清上述问题为什么如此重要？笔者认为，如果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仅在理论上会增加很多的麻烦，在实践上也会把自己归于一种“另类的市场经济”，同样也会造成很多麻烦。比如，直到现在，有些自认为“正宗”的市场经济国家，仍在不怀好意地找借口不肯承认吾国是“市场经济国家”，甚至与吾国大打“贸易战”。在吾国国内，有些人以此来否认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比如前不久就有所谓学者提出“民营经济退场论”。试想，如果一国经济真的让民营经济“退场”，那还算是“市场经济”吗？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才要“消灭”民营经济而让公有经济一统天下。

所以，这次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以最高的权威澄清了一直以来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所存在的一些迷思，从而证明吾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此来看，这二十多年来吾国的实践和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性”。当然，正如马克思所喜欢的歌德那句名言所说，理论终究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常青。二十多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浪花，实践无止境，犹如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他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毕竟是前所未有的创见和构想，未来还需要我们对它的“真理性”继续给出证明。

                                                   2019年11月11日于竹径茶语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