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之微博（1838）· 

在上一篇博文中，笔者分析了那位一不小心成为“网红”的吴姓“资深金融人士”所发表的微博（以下仍简称“吴博”）中所提出的关于私营经济的“协助论”和“离场论”，本文想谈谈它所极力主张的“公私混合制经济”。

在炮制“协助论”和“离场论”之后，“吴博”接着这样说：“下一步，私营经济不宜继续盲目扩大，一种全新形态、更加集中、更加团结、更加规模化的公私混合制经济，将可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中，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

初读这段文字，会觉得“吴博”的上述说法跟它的“离场论”似有矛盾：既然认为私营经济已经完成了它“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重任”而应该“离场”了，为何又说下一步要重点发展“公私混合制经济”，而不是全面实行公有制呢？

不过笔者注意到，“吴博”在这段论述中，加上了“逐渐”、“初步”这样的限制词，因而可以说就其文意范围内，其逻辑还是说得通的：因为私营经济只是“初步完成了协助公有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阶段性历史使命”，所以它现在应该“逐渐”而不是“即刻离场”，也就是说现阶段还要允许私营经济的存在，只不过“不宜继续盲目扩大”，而是采用一种“公私混合”的“全新形态”将它纳入其中，并使这种“公私混合制”“呈现越来越大的比重”。

仔细琢磨这段文字方能理解“吴博”的真实用意：它所提出的“公私混合制”，说穿了就是让公有经济来“收编”现有的私营经济，也就是吾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实行过的“社会主义改造”，即通过“公私合营”逐渐地“化私为公”，最终实现让私营经济完全“离场”、让公有经济“一统天下”之目的，就像四十年前吾国的计划经济所做的那样。

那么，“吴博”所说的这种“公私混合制经济”，与吾国官方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是不是一回事呢？

官方所倡导的“混合所有制”，是针对国有企业现状而欲实施的一种改革方针，简称“混改”。众所周知，吾国的国企改革已历经四十年，与整个改革开放完全同步，从最初的奖金制、承包制，到后来的“抓大放小”和引进股份制，改了几十年仍未竟其功，可见改革之艰难。故此当局最近几年又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新思路。

然而依据笔者的观察，这几年国企“混改”的历程依然坎坷，至今仍在“探索”之中。为何？盖因在实施“混改”时，我们没有搞清楚一个前置问题：吾国的国有企业究竟为什么要搞“混改”？

从市场经济的常理来说，国企之所以要改革，是因为它的经营管理不尽人意、效率不高，否则何需“改革”？国企的“混改”也一样：通过几十年的实践，决策部门认识到由于国企所具有的“所有者缺位”以及由此形成的“软约束”这种体制特性，光是通过内部的“挖潜增效”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故而需要引进非国有资本（包括国内的民资以及外资（又称“社会资本”）来形成“鲶鱼效应”，在机制上激活国企和国有资本，从而把整个国民经济做大做强。

但这就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国有资本与社会资本混合起来做企业，该由谁来担当“控股方”呢？

正是在这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上，“混改”处于两难境地——

如果让国有资本（它的代理人是政府）控股，那么，这等于仍然是政府说了算，社会资本只能从中“协助”。但这样的话，实际上很难真正起到“转换机制”的预期作用；同时，社会资本也难有积极性参与其中。要知道，国企之所以要“混改”，说到底是由于它的效率不如民企，“混改”就是期望让民资加入以带动企业效率的提升。如果仍是国有资本控股，那么，由谁来“带动”谁呢？

然而，如果让民资来担当企业的控股方，来主导企业的经营管理，这又有违“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宪法规定，属于“政治不正确”。

这就是当前的“混改”出现“卡壳”现象的根本原因。

不过，对于为什么要“混改”，似乎又有另一种解释。前些年官方理论部门有一种说法，国企改革要从政府直接管企业转变为管资本，这个说法看上去没毛病，但后面一句话却把事情导致了另一个方向，道是“以相对较少的国有资本来掌控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这个角度理解国企“混改”之目的，那就变成了“掌控”而不是“搞活”。就像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稍早前曾指出的，以此为目标的“混改”，只是让国有企业控制更大范围的资源和资本的一种新方式；这样，政府和国家就不必为这些国企注入更多的资本，却能让国企管控更多的社会财富。

而这也不正是“吴博”所称的“公私混合制经济”的真实用意吗？对此，“吴博”有更进一步的阐释：鉴于当前“美国等一批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有意识的对中国进行围堵”，“此时，如果不能集中国家力量，完全让市场说话，彻底走经济自由化的道路，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开放，将面临难以想象的压力、阻力，已经取得的优势和成果，也可能逐步丧失。”又说：“面对当今的国运之争，当前的强国之战，国家必须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必须统筹发展，必须令行禁止。”

“吴博”的“离场论”虽然遭到了官方媒体的严厉批判，然而，对于其上述“集中力量”以应对当前的“国运之争”、“强国之战”之主张，恐怕很难说这是他在“信口雌黄”。因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历来被认为是吾国体制的优势所在。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来看“混改”，又当取以上哪种解释呢？

“吴博”的最后一句话说：“私营企业，有其优势，有其劣根。”此言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看似深得“辩证法”之真谛。细析之，“吴博”所说的私营经济的所谓“优势”，正在于它的所有者是实打实的（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就是它的所有权落实到了自然人），从而真正能够“独立自主，自负盈亏”，尽心尽责地追求赢利最大化；虽然私营企业作为个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会有胜有败，但从整体看能有较高的效率。而私营经济的这种“优势”也恰恰是它的“劣根”，说难听点就是“唯利是图”，故而需要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否则它们就可能会不择手段，损害民众的利益以自肥，甚至不惜冒“上绞刑架的风险”（马克思语）。因此，“吴博”的这句话没有说错。

然而，国有企业的“优势”和“劣根”又是什么呢？同样客观地看：与私营企业相反，国企的“优势”在于它并非以赢利最大化而是以服务公众利益为优先，在公益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确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它的“劣根”又正在于此：由于“所有者缺位”而形成的“软约束”，国企不可能真正做到“自负盈亏”，难以也不应该追求赢利最大化，因而在市场竞争领域，其总体效率明显不如民企。如果硬要国企在这些领域仿效私企追求“市场化”，那么，它比后者更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即更容易出现腐败，实际上也无法做到比民企的效率更高。但“吴博”显然回避了这个问题。

早在多年前笔者就曾指出，如果考虑到不能搞“私有化”的政治原则，考虑到要坚持我们的“中国特色”，吾国国企的“混改”可以考虑走第三条道路：“混改”后的企业，其中的国资无论占股多少，只作为“金股”而存在，即不再谋求企业经营管理的决策权，但享有否决权、监督权和分红优先权。这样，“混改”后的企业才有可能成为真正市场化的企业。当然，公共品领域的国企，仍可保持国有全资的性质而无需社会资本的“混合”，实际上在这些领域民资也无意掺乎，因为公共品生产非但赚不到钱反而有可能贴钱，只能由纯碎的国企来承担。

这样的“第三条道路”能否走得通，笔者不敢妄断，但至少比“吴博”提出的其实质是要“化私为公”的所谓“混合制经济”来得靠谱，因为历史早已证明了后者的失败。

谓予不信，不妨拭目以观。

2018年9月24日于昆明翠湖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客（每周数篇），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