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政府”之于“居民消费率”——

随着去年年底防控新冠疫情各项措施的全面“优化”，提振经济增长理所当然地成为2023年吾国的“主旋律”，其中着力扩大消费是经济学家们的共识。此时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殷剑峰在财新网发表一篇题为《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的文章，吸引了笔者的眼球。

其实窃以为“中国人不消费”的说法有些夸张。正如殷先生自己在文中所说，“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消费，投资只是手段”。人活着就要吃喝住穿，因此14亿中国人不可能“不消费”。殷先生的意思是说相比于投资，吾国的消费率过低。据他观察，2012至2021的十年间，吾国的居民消费率（占GDP比重）只有3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投资率则高出19个百分点。与发展阶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国家相比，吾国的居民消费率低了9个百分点，投资率则高了11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吾国消费率低、投资率高的特点则更为显著。

笔者记得前几年曾有论者称吾国的消费已逐步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接近70%，没想到依殷先生所提供的数据，实际消费率还是较低。如果他所列数据属实，那么让人不由得要问：这是为什么？

从历史上看，与欧美国家相比，包括吾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偏好储蓄。这自是地缘文化所致。但殷先生认为，吾国消费率低的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是由于居民收入占比低。这听起来似乎也属于“老生常谈”。而殷文接下来的追问引起笔者的思考：中国经济增速长期以来居于主要经济体首位，人均GDP离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为什么居民收入占比却提不上去，赚来的“钱”都到哪儿去了呢？他分析认为，深层原因是存在财政金融方面的体制性掣肘。

殷文写得比较专业，涉及到的内容较多，笔者只想取其核心观点附议几句。简而言之：既然吾国居民消费占比较低的重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占比较低，那么，这意味着其它部门收入占比较高。殷文比较了2012至2020年中美两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指中国的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是20%和19%，而美国的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为9%和16%。于此可以发现，中美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差距不算大，仅有3个百分点，但是政府部门的收入占比差距却很大：吾国比美国超出一倍还多。众所周知，美国人偏好消费在全世界都是出了名的，也许可比性不是很强，但中美政府部门收入占比的差距确实有点大。所谓此长彼消，在给定社会总收入的前提下，政府部门占比太高，居民收入占比就会受到挤压。——这个道理在任何国家都是通用的。

那么，吾国政府部门的收入占比为何如此之高呢？很多人自然会认为这是由于税负过重。关于这一点在官民两界颇有争议。从殷文的分析来看，关键并不在于税负的高低，而在于收税以后的转移支付。殷先生指出，财政的职能之一就是利用收缴的税收和非税收收入，反补给居民部门中的弱势群体。然而吾国政府部门得到的经常转移收入常年以来都远远高于居民部门。他指2018和2019年，居民部门的经常转移收入甚至是负值；在新冠疫情暴发的2020年，虽然政府的经常转移收入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3.8万亿，居民的经常转移收入有所上升，也不过只有区区2000亿。这就是说，政府征收的税费大部分都自己花了，因此造成居民收入和消费占比较低。有些欧洲国家的税负比吾国还高，但他们的高税收往往伴随着高福利；而吾国的税负与他们相比尽管并不算高，但社会福利水平相对较低，这也说明吾国的转移支付偏向于政府部门。

笔者认为，之所以会这样，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的政府实际上属于“全能政府”亦即经济学界所说的“大政府”，东西南北中，工农兵学商，政府要管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而管的事越多，要花钱的地方就越多，“大政府”必然需要“大财政”。别的不说，单是“养人头”就是一笔庞大的开支；而且这些年来吾国力推“基建稳增长”的发展方式，在十几年内就建成了世界一流甚至超一流的基础设施，这固然是件好事，但也要知道政府本身并不创造任何财富，搞基建的钱又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其巨额的建设资金只能来自于社会总收入的切分（包括举债）；再加上吾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社会的“维稳”开支也不是个小数目。如此等等，政府部门的收入占比就不可能不高。

应该说，“大政府”自有它的特点和好处。然而“甘蔗没有两头甜”，政府部门收入占比高了，居民收入占比就必然会低，这是没有办法两全的；而居民收入占比低，其消费率就不可能上得去，这亦是经济学的一条铁律。因此倒过来说，如果要增加居民消费，就得增加居民收入占比，同时就得降低政府部门的收入占比。

所以笔者阅读殷文以后的心得是：只要我们仍然是“大政府”，居民消费率就不大可能上得去，因为国家的GDP“蛋糕”不是无限大的。至于这种状况要不要改，要改的话怎么改，建议还是去看殷剑峰先生的原文吧。（未名日记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