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2044）·

                                   听两位“大佬”谈人民币国际化

本文要义：人民币国际化之所以进展缓慢，搞了几十年未竟其功，不是由于吾国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主要还是因为“怕失控”。

“大佬”本是一个江湖用词，笔者开个小玩笑，以此代指吾国央行的前后任两位行长：周小川和易纲，想来不至于开罪他们，毕竟两位都是“学者型官员”，容人容言的雅量肯定是有的。

也许是个巧合，近日两位“大佬”都谈及人民币的国际化，而这又恰是笔者一直以来感兴趣的话题，还曾不避“外行”之嫌写过几篇相关博文，因此读览过程中自然生出一些感触。

先看周行。据财新网报道，日前他在2020年金融街论坛上的演讲中指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打破思维惯式。” 财新网的报道拿这句话作为标题，一下子就把笔者给吸引住了，盖因笔者也一直猜度吾国的人民币迟迟未能真正国际化，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在于决策部门有某种“心理障碍”（周行在演讲中也用了这个词语），于是赶紧看了下去。以下是笔者对报道中所引周行演讲部分内容的随机摘录和点评——

周行说：“我们在人民币方面存在的想法是既搞好外汇管制，又希望人民币能够国际化，这种选择可能还是需要进一步理清思路。”他分析指出，“我们会看到在思维上，在中国还是会有一些系统性偏向，这涉及我们多数人过去读书时念的课本是政治经济学、计划经济的教材，它还是比较偏向于控制导向，怕失控”，进指对于市场和价格，包括汇率这一价格，存在着某种不信任，甚至一种恐惧，“实际上这种东西对决策是会有影响的。”

周行此言可谓“一针见血”。笔者也一直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之所以进展缓慢，搞了几十年未竟其功，不是由于吾国不具备相应的经济实力，主要还是因为管理当局“怕失控”。

笔者在之前的博文中曾指出，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就是它的完全可自由兑换。否则既谈不上“市场化”，也谈不上“国际化”。所谓完全可自由兑换，关键词很明确：一是“完全”，既包括经常项目，也包括资本项目，而现在我们在这两个项目上的开放都是有限度的，资本项的开放管控尤严。二是“自由”，亦即没有行政力量的管制和干预，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进退。

然而，正如周行所指出的，由于某种长期形成的制度和思维惯性，吾国的政经文化偏重于“风险厌恶型”，强调的是“维稳”，甚至是“稳定压倒一切”。应该说，在现行体制下，人民币没有国际化的一大好处，就是政府能够牢牢地把控它，随时可加以“宏观调控”。而一旦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进而国际化，它就会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换言之，管理部门就无法再“所心所欲”地把控它的价格和流动了。

一国货币的市场化、国际化的确是有风险的，严重的情况下会出现资金的“大进大出”，造成市场的“大起大落”，从而对本国的金融和经济形成冲击。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本世纪头十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证明了这种风险的存在。

对此，周行在演讲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从我们过去的习惯上来讲，总是希望把不同东西的好处都抓到手，比如上世纪80年代时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但是后来发现有些东西是结合不了的。” 也就是说，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和风险，必然是共生共存的，你不可能两者只取其一。换言之，在人民币问题上，如果你一直“怕失控”而不敢“放开”，那么你就无法实现它的“国际化”而只能维持现状。 这不是笔者的“危言耸听”，而是由事物发展的辩证关系以及内在逻辑所决定的。

对此，周行说得十分清楚明白：“因过往教育环境偏向于控制导向，对市场和价格不信任，希望不同事物的好处都沾，认为制度上规定有管控就应该管得住，均为下一步推动人民币可自由使用有待改变的一些思维惯式。”

此外，周行还在演讲中谈到了与此相关的几个观点。笔者不揣冒昧地代为归纳一下。

一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实行资本管制，它的有效性也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即使制度上规定有管控，也只能管住老实人，那些会钻空子的人要想让资本出去，总是有办法的。在经济走向开放型的过程中，非贸易的服务没有海关管控，“一带一路”的对外投资也为国家所支持，此外还有5000万的海外华人，每年有1亿多的跨境旅游者，等等。周行指出，“在这样一种开放度下，外汇管制的效果究竟怎么样，是需要进行认真评估的。”听得出来，他的看法是管制的成本是高于收益的。

二是周行指我们这些年已经“突破了一些心理障碍”，他举不久前人民币汇率的“破7”。笔者在相关博文中也曾以此为例，指所谓曾经一度被视为非坚守不可的“7”字头大关，其实只不过是管理者的一种“自我预设”，实践证明前些日子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之后，并没有出现大幅贬值的情况；相反，现在人民币汇率又涨回到6.7附近，管理者反倒又开始担心其升值过快，为此不仅将外汇保证金从20%重又下调为0，近日还宣布在报价机制中抽离“逆周期因子”。虽然与真正的“国际化”相比，“破7”只是一次小小的“演练”，但凡事皆有相通之处，由此可以推知，即使让汇率完全市场化，让人民币实行完全可自由兑换，未见得一定就会“失控”。

三是就算从“底线思维”出发，假设放开以后会有“大浪”打来，管理部门也未必就“束手无策”。周行指出，“资本项可兑换并不意味着百分之百的自由化”，目前“全球范围内都有反洗钱、反恐融资等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对于跨境资本流动的观点也有校正，对应急状况下的资本流动管理有新的政策导向。”

对此笔者想打一个比方：今年吾国南方地区因连降暴雨闹起了水灾，当时为了确保一些水库大坝的安全，实施了分洪措施，尽管下游因此遭受了损失，但在总体效果上还是“有惊无险”。人民币的国际化也是如此，万一真的出现“险情”，对吾国这样一个行政力量十分强大的国家来说，政府完全有实力、有能力加以“防控”，大不了实行临时性的外汇管制就是了。而如果因担心“失控”一直不肯放开，如前所述，结果也是明摆着的：人民币的国际化就会始终只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愿景。从理论上看这有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为证，也就是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三者不能同时兼得，最多只能选择其中两个；从实践看，当今那些国际化的货币，无一不是具备了完全可自由兑换的前提条件。

顺便说一句，周行所说的“怕失控”的“心理障碍”，就吾国的国情来说，不仅仅来自于经济层面，应该还涉及到“政治安全”。

总之，周行的这次讲话让笔者有些震撼，至少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是笔者所见到的最为“思想解放”的一次发言。这或许与他现今已“不在其位”有关。笔者甚至猜度，作为曾创下全球各国央行行长在任时间最长之纪录的周行，内心里可能为自己任期未能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这一目标而深感遗憾。

而他的继任者易纲先生，近日也无巧不巧地谈到了同一个问题。同据财新网报道，周行发表上述讲话之后不久，易行在10月24日举行的外滩金融峰会上做视频致辞时表示：“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主导，监管当局主要是减少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顺其自然。” 他说：“新形势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可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本币使用的支持体系，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作为现任央行行长，易行的讲话可谓“中规中矩”，笔者不想大段引用。但他说的“顺其自然”这句话，十分耐人寻味。 从字面上看，“顺其自然”的说法完全“没毛病”。俗话说“性急吃不了热豆腐”，像人民币国际化这样的重大事项，当然更加不能急于求成，“水到渠成”才是最稳妥的。但是“听话听声，锣鼓听音”，从易行的这句话里也能听出他的潜台词：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现在还不是很成熟，目前管理机构所要做的“主要是减少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进一步完善对本币使用的支持体系”，从而“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不过，笔者认为有几个因素值得考虑：

一是吾国提出人民币的汇率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改革目标，至少已有二十多年，从时间来看，已经相当之长了，为何迄今仍处于“中流击水”的阶段？

二是世界上的主要经济体，其货币早已实现了国际化，就连俄罗斯这样的“二流强国”，卢布也已完全可自由兑换。而吾国早就发展壮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各方面都可以跟“老大”扳扳手腕，从经济实力来看，应该说吾国已具备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物质条件，现在要“补缺”的或许只是国际化后的管理能力。但这只能通过实践来历练，所谓“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毛泽东语）。

三是自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吾国的抗疫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性成果，经济恢复的速度也领先于各主要经济体，到三季度全年大部分经济指标已经“转正”，而以美国为首的一众发达国家却深陷疫情持续蔓延的泥淖中不能自拔，这难道不是给吾国加快改革开放包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提供了“天赐良机”吗？

所以，易行说“顺其自然”固然没错，但吾国古语中还有一句话，叫做“顺势而为”。两句话结合起来，方为上策。 当然，笔者理解，易行作为现任央行行长，与周行的前任身份不同，言及此类重大问题，不可能像已经“退下来”的周行这样可以放得比较开。而且易行的表态，恐怕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

本文的最后部分，笔者想“额外”地引用另一位非官场的“大佬”——阿里巴巴创始人、蚂蚁集团实际控制人马云先生的一番话。据报道，在易行的发言之后，马云在同一届外滩金融峰会上也发表了一次“火花四溅”的演讲，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天世界的很多问题包括中国，都只能用创新去解决；但是真正的创新，一定是没有人带路的，一定需要有人担当，因为创新一定会犯错误，问题不是怎么样不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之后能不能完善修正坚持创新。做没有风险的创新，就是扼杀创新，很多时候，把风险控制为零才是最大的风险。”（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马云的这次演讲据说刷爆了舆论圈，也引起不小的争议。笔者曾在一篇微博中戏称他“这回真的‘说大了’”，指其也许不该鲁莽地将矛头对准监管层。但对于上引他关于“创新”和“风险控制”的这番表述，还是要点赞的。尽管他并非针对人民币国际化而言，其中所说的道理还是有相通之处的。笔者由此有几点感悟：

其一，正如“改革”就是“纠错”，所谓“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试错”。既然如此，意味着凡创新皆有“犯错”的可能。而监管者的职责就在于明智地鉴别出创新中的正误所在。这是一个“完美”的要求，很难做到，故此监管往往都是滞后的，因为要等待实践来检验创新的成果，发现出问题时才下手去管。马云说要求“做没有风险的创新，就是扼杀创新”，这是对的；他又说“很多时候，把风险控制为零才是最大的风险”，看似有些“极端”，实为智慧之言，意思是没有风险就没有创新，而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

其二，严格地说，人民币国际化还不算是真正的“创新”，因为世界上早有很多“先行者”。但必须承认人民币国际化还是有风险的，而且风险还不小，其最大的风险就是拆除了国内外金融货币之间的“堤坝”（或称“防火墙”），由此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特别是在资金的进出和汇率的波动方面。但如果“因（怕）噎废食”，则人民币就无法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吾国也很难从经济大国跃升为真正的“经济强国”。这个道理也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学家们把货币完全可自由兑换比喻为“惊险的一跃”，其涵义有二：第一，此“跃”是有风险的，搞不好你会跳不过去；第二，如果你不作此“跃”，那么你永远只能停留在此岸而到不了彼岸。

其三，凡事只能“顺其自然”，“拔苗助长”肯定要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但“顺其自然”并不等于“无所作为”。如前所说，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提出已有二十多年（也许是三十年，笔者没有去细查）而至今未果，一个重要原因或是吾国的金融体制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这个理由看似“实事求是”，实际上恐怕也禁不起追问：一件如此重要的改革事项历经许多年却还没有做好准备，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干吗去了呢？说得尖锐一点，人民币国际化究竟是一个“真目标”还是“假目标”？要知道这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这使人想起毛泽东曾经引用过的某人“手持一把好箭连声赞叹，却就是不肯射出去”的典故来。笔者猜度，那个“引而不发”的持箭者，是不是害怕万一射不中目标而被他人耻笑呢？

这大概就是周行所说的“心理障碍”吧。

                                                                        2020年11月2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