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投资”容易“发钱”难？——

据界面新闻报道：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日前指出，今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很可能是负增长，这将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首次，既有新冠疫情的影响，也是经济结构长期不平衡的体现。而消费增长的滞后和发展内循环战略是不符合的。

笔者看到，自吾国抗击新冠肺炎取得战略性重大成果以来，吾国经济的各项数据都在恢复性增长，唯一“拖后腿”的是消费。虽然8月份的消费数据首次“由负转正”，但如滕泰先生所说，综合今年1-8月计算，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为23万亿元，同比下降8.6%，距离去年全年的41万亿元还差17万亿元，据此他认为“今年消费负增长可能已成定局”，而“如果国内消费恢复力度不够，中国经济这个内循环怎么循环得起来，长期的增长怎么能够可持续呢？这是个大问题。”

笔者也认为消费的确成为吾国经济今后持续稳增长的最大软肋，这是从上到下都看得很清楚的。故此各级政府和许多专家都呼吁要增加消费，盖因过去的经验表明，仅靠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尤其是在今后一个时期吾国经济将“以内循环为主”，消费的作用将更加重要，这几乎已成为朝野的共识。而真正触动笔者思考的是滕泰先生下面所言，他说——

同样受疫情影响，为什么投资可以高增长？这是因为中国在稳投资方面有独特的体制优势和决策优势。今年主要是3.75万亿元的地方专用债对基建投资的推动力度比较大。“假设换一种思路，比如说不是用3.75万亿的专项债搞投资，而是把3.75万亿给老百姓发钱，给中低收入者，比如给6亿人均月收入只有1000块钱的人口发钱，能不能通得过？在中国的当前这个决策体制和决策模式下，恐怕很难通过。”

滕泰进一步分析说，这是因为传统观念认为给老百姓发钱是“打水漂”，而投资修桥、修路、盖大楼，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既增加了供给又增加需求。然而现在消费增长明显滞后，如何改变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增长结构，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应该是下一步政策要考虑的一个重点。

笔者认为，对政府来说，增加投资之所以比扩大消费来得容易，是因为消费是亿万民众的自主行为，需要老百姓自觉自愿地从口袋里掏钱，不像投资那样政府一声令下，要发债就发债，想借贷银行也会全力配合（吾国的银行大多是国有控股的。同时，消费的前提是有钱，所谓“增加消费”，首先就得增加百姓特别是中低阶层的收入，这个道理不言而喻。

从短期看，“发钱”肯定是增加消费、拉动内需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从长期看，政府的公共支出，今后应从投资基础设施等“硬件”建设为主，转向以全面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的“软件”建设为主。盖因社保水平提高了，老百姓才有底气减少储蓄、增加消费。（未名日记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