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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找到了

·未名周记(2027)·

 

                           “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找到了

 

本文要义:吾国未来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最核心的变化,将是从以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以政府为辅助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

 

本文的题目似乎有点“标题党”,不过绝不会“文不对题”,更不是“空穴来风”。

由于新冠疫情对世界的严重冲击,曾经一度讨论得比较热闹的“中国模式”之优劣的问题,近来很少有人议及了。“热点”的转移,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再存在。笔者在前两年曾撰文就此有过探讨,日前看到李录先生发表在财新网的一篇文章,得到新的启发,在此谈一谈自己的感受。

先得说明一下,本文所谈的“中国模式”,主要是指吾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所奉行的一套做法。至于政治制度方面的“中国模式”,在此次抗疫斗争中被证明卓有成效——无论对这种模式持有何种看法,只要你尊重事实,就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否则你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当然,抗疫与经济发展毕竟不是一回事。那么,同一种体制,抗疫成效显著,搞经济是否也是如此呢?

幸运的是,自改开以来的这几十年,“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方面同样也已被证明取得惊人的成就,吾国如今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由于此次受疫情冲击相对较小,发达国家遭受的冲击要严重得多,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吾国经济总量与作为“老大”的美国之间的差距将会进一步缩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吾国很有可能成为在今年唯一能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对美国的预测值为负增长8%。

诚然,抗疫与经济发展不能完全等同。前者几近于一种“战时”状态,尤能凸显吾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后者显然还是要借助市场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吾国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摈弃计划经济而转轨市场经济——实践证明这是吾国此后能够实现经济腾飞的“关键一招”。

应该承认,吾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经济发展方面的“中国模式”,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模式既有相同之处,亦有明显的差异。虽然我们也承认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因素,但比起其它市场经济模式,吾国更强调发挥政府的作用。概言之,在经济问题上,“中国模式”是一种市场力量与行政力量相混合的发展模式。

吾国的这种发展模式是否比发达国家所奉行的以市场力量为主的发展模式更能获取经济的快速增长?从过去几十年的实践看,确是如此:这几十年里,吾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超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从“人均”的角度来看,吾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一些信奉市场经济传统理论的专家学者,对“中国模式”持有将信将疑的态度。“将信”是因为吾国经济腾飞的事实摆在那里不得不让人信服;“将疑”是因为吾国的实践与传统的理论不尽相符。如果将来的历史继续证明“中国模式”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更为有效,那么整个市场经济理论或将“改写”,至少要做大幅的“修正”。也正因为有实践为证,吾国对自己的这种发展模式十分自信,并由此引申出“四个自信”。

市场力量与行政力量相结合的“中国模式”为何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发展成效,这成为西方理论家心中的一个“谜”。实话实说,作为市场经济的拥趸,笔者也一直未能在逻辑上将这一问题完全捋顺。直至近日看到李录先生的这篇文章,见他似乎给出了一种新的解释。

据介绍,李录先生系喜马拉雅资本创始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他在自己的最新著作《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中信出版社,2020年4月)中提出了如下的观点,容简述如下。

首先他承认,吾国过往的经济奇迹源自于一种“政府主导、市场跟进”的特殊模式。虽然这与笔者前面所说的“市场+行政”略有差异,但这只是“量”而非“质”的不同,故此可以认为李先生说的这种“特殊模式”与本文所说的“中国模式”庶几相同。

这当然不是李先生书中的主要观点,否则对笔者也就谈不上有“新的启发”了。重点在于,他认为这种模式的成功需要具备特定的历史条件,未来吾国经济想要有长期可持续的增长,需要在“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做出根本性的调整。

此话怎讲?且听李先生道来。 他解释说,吾国这样一种混合型的经济制度之所以能获得巨大成功,一方面因为吾国拥有大量“很有纪律的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吾国政府运用自己超强的执行力,设制了从外汇、资金到土地、劳工等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政策条件,并利用加入WTO的机会,把吾国的这种“比较优势”纳入到整个世界经济市场中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使吾国在短期内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他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其实就是由“看得见的手”来引领“看不见的手”,在外贸、投资两大引擎中,此种现象都很明显。比如,吾国的城镇化通常是在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地方政府扮演了“核心地产商”的角色。

如果李先生的论述只限于此,那也并无多少新意。但他接下来给出了这样的分析:由于总体而言国际市场属于以“看不见的手”为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个大循环里吾国只参与了其中的一部分,而在这一小部分里让“看得见的手”来主导,这是可以做到的,甚至能推动经济增长得更快。

正是李先生的这一段核心论述令笔者有醒悟之感,仔细想来确有道理。正如李先生所指出的,吾国这几十年的发展基本上处于一种“追赶者”的位置,前人走过的路已经铺好,方向、目标也很明确,很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供引进使用,只需照原路或是抄近路追赶,无需“看不见的手”付出成本去摸索前行。在这种背景下,加上吾国政府的行政力量和激励政策,“看得见的手”就能更高效地对“看不见的手”起到推进作用,从而促使经济快速发展。

笔者联想到,这就犹如那些具备相似条件的“追赶型”的新兴企业,在强有力的企业家的领导下,也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地发展壮大,这样的商业案例并不少见。企业是如此,一个国家也可以如此。总之,“中国模式”之所以更取得巨大成功,就是因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汇聚了“天时地利人和”,使得“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形成合力,这当然要比只有“一只手”做起事来要快捷得多。

由此,也解开了笔者心中一直存在的另一个疑惑,即为什么当今的吾国看起来像一个巨大无比的“超级企业”,各级政府不像其它国家的政府那样主司于社会服务,而是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务”,书记市长们如同企业里的董事长和CEO,政府文件里往往充斥了各种各样的经济名词,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甚至像企业那样每年都设定国家和地方的GDP增长目标;从而也为张五常先生的“县际竞争”(他称之为“最好的制度”)之说提供了一种“背景解释”。——在这一特殊的时期、特殊的条件下,“中国模式”恰逢其时,故而取得巨大的成功。

既然逻辑的“支点”已经找到,李先生接下来的分析也就顺理成章了。以下的几段文字系笔者根据李先生的论述加上自己的理解演绎而成:

正如历史条件成就了“中国模式”,同样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这种发展模式也是有极限的(笔者认为或许用“边界”一词更为恰当):当吾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之后,吾国的外贸就不可能再以远高于全球贸易的速度持续增长;同理,当投资接近GDP的一半,“鬼城”在各地出现时,以投资拉动GDP增长的方式也遇到了瓶颈。从长期看,像吾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未来可持续的增长只能转向主要依靠内需。而在内需市场里,不再有国际自由市场为依托,“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之间,即政府的作用与市场的作用之间,需要做根本性的调整。

李先生认为,市场经济在现代化的3.0科技文明中扮演的主要角色,就是以创造性的破坏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而这与政府的基本职能是相悖的。盖因政府是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由政府来主导经济发展,就需要设立明确的目标,通过预算、计划来集中资源开展经济建设。如前所述,当一个国家处于“追赶者”位置的时候,由于前面已有清楚的目标,有发达国家通过之前的市场试错已经趟平的道路,有现成的资本、技术和经验可以引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自己强大的行政能力来动员社会资源来实现发展目标,而素有“集中力量办大事”之传统的吾国政府在这一点上尤具优势。特别是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包括在煤炭、石油、化工等等传统工业方面,政府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与此同时,自改开以后,特别是转轨市场经济以来,吾国又“解放”了民营经济,实行两个“坚定不移”,虽然中间时有波折,但总体来看吾国经济是国、民“两条腿走路”,故此能够比其它“单腿走路”的国家录得更快的增长速度。

然而,当我们一旦追赶上或接近于先进者之后,情况就起了变化。依照李先生的说法:此时的吾国所面对的市场,将转而成为一个“常规”的市场而不再具有先前那些特殊条件。一方面我们原来的“比较优势”逐渐削弱(如“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另一方面与先行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近,从而引起了它们的警惕,开始对我们存有戒心(这也是人性所致)。更重要的是,既然已经“迎头赶上”,前行道路反而不像先前那么明确,不确定性和“拿来主义”的奉行难度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政府为主导”或者说“行政+市场”的发展模式遇到了真正的挑战。——数据表明,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节点,吾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拾级而下”,从之前的两位数一路下降到去年的6.1%,直至今年新冠疫情爆发,经济增长严重受阻,今年若能实现正增长已属大不易。

由此,很可能意味着吾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亦即从过去具备一些特殊条件的市场变为一个“常态”的市场。用吾国一位领导最近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以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在这种“新常态”(对吾国来说是“新”的)下,“竞争”将取代“追赶”而成为主旋律,此时的市场更需通过优胜劣汰分出输赢。也就是说,相比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市场作为“看不见的手”需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乃至“决定性作用”。此时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仍以政府为主导,很可能将不再具有之前的优势。

为此,李先生在其文中列举了柯达、施乐、AT&T等历史上曾经风光无限而后来又在竞争中出局的著名企业为例,指这样一种“创造性的摧毁”,跟政府的根本职能是根深蒂固地相矛盾的。很难想象,如果由政府来做抉择,会是怎样一种结果。这就好比无法想象吾国政府会让中移动、中电信这样的国有巨型企业倒闭,哪怕它们在竞争中开始落伍。他指出,如果由政府来选择未来经济和技术的走向,“要么是墨守成规,要么选择错误,要么两者都有”,“这就是为什么长期背离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其他经济模式后来都失败了”。

故此,李先生进而认为,吾国未来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最核心的变化,将是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转变为以政府为辅助的全面自由市场经济,内需、服务将占GDP主要部分,经济资源必须对全民开放,国有企业的经营特权和城乡二元结构将被打破,如此等等。总而言之,只有完成这种转变,吾国经济方有可能以高于全球经济发展速度的水平持续增长,直到大体赶上发达国家。

务请李先生原谅,笔者在本文中以较大篇幅引述了他的文字,为阅读简便起见,对部分内容还进行了“改写”。但笔者保证没有“篡改”他的原意。同时也向李先生致敬,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解开了笔者心中一直未能解惑的“中国模式”之谜,打通了这一问题中原先未能厘清的逻辑关联。

笔者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继续肆虐,人们清楚地看到,未来的国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不管是由于疫情的冲击还是由于心态的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势必会加强对吾国的技术封锁(这正在成为现实),吾国的外需市场亦将较前缩减,更不要说所谓的“脱钩”了(希望事情不会演绎到这一步)。如李先生所说,未来吾国将更多地主要依靠内需,更多地依赖于通过自由竞争激发国内市场的活力。而在这种“新常态”下,是否还要沿袭原来以政府为主导或者说“行政+市场”的发展模式,的确需要决策者加以慎重考量和取舍。

毫无疑问,“中国模式”已经被证明大获成功,但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一成不变地维持下去。在未来新的变局中,核心的问题确是李先生所说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调整。笔者认为,现在该是认真考虑真正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了,而对于后面的“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句话,也应该给予新的诠释。

概而言之,在“新常态”下,“中国模式”必须要与时俱进、应时而变,才能延续它的生命力。这不仅是现实的要求,也是辩证法的要求。

                                                               2020年7月6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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