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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中国化”与“去美国化”

·未名周记(2024)·

 

                             “去中国化”与“去美国化”

 

本文要义:新冠疫情除了给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安全造成损害和威胁,不意还催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排名全球前二的两大经济体,正在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同时面临着“去中国化”和“去美国化”的交织。如此,对这个世界来说,对吾国和美国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呢?

 

自新冠疫情在全球爆发以来,有一个词语颇为流行,这就是“去中国化”。这个词外人在用,吾国国内包括官方媒体也有用,所以它应该是“就事论事”的一个词语,不属于不可端上台面的“敏感词”。

所谓“去中国化”,细析之有两种涵义。一种是中性的,即不含意识形态色彩,大概的意思是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使一些国家意识到,在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制造和供给上,不能过于依赖于某一个外国,当下最典型的无疑是呼吸机、口罩等抗疫物资,推而论之,还有其它的一些战略物资;否则一旦有事发生,本国就可能面临“临时抱佛脚”的窘境。

由于吾国在过去若干年的全球化浪潮中已经发展壮大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制造大国,此次在阻击新冠疫情的斗争中又属于最先在国内遏制住了疫情、最先开始复工复产的主要经济体,抗疫物资的生产能力得以全面提升,可以为其它国家提供支援(当然大部分是有偿的),令后者对吾国的上述“依赖感”也有所加深,意识到必须要加强自己在这方面的研制生产能力。此外,除了公卫物资,疫情还造成全球产业链的局部断裂,也令这些国家产生了危机感,从而想要增强本国一些关键产业的自主性。

对于这种意义上的“去中国化”,吾国是可以理解也是能够接受的。毕竟每个国家在重要产业方面都需要有自己的“安全感”,尤其是对一些大国而言。此前形成的全球产业链因此也会面临某种调整。

然而,另一种“去中国化”却明显地带有政治色彩,其中以美国的言行最为典型。众所周知,自特朗普上台以后,他一直在鼓吹“美国优先”,对以往中美贸易中本国对吾国的巨额逆差深表不满,为此在两年前还发动了所谓的“对华贸易战”。新冠疫情在美国暴发后迅速蔓延,由于美国体制的局限和特朗普的无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让这个全球最强国很没面子地成为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相反,早已被特朗普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吾国,却取得了令全球称羡的抗疫成绩,遂使此公“恼羞成怒”,为了掩饰自己在本国抗疫中的糟糕表现,他所领衔的美国政府开始寻找各种借口不断向吾国“甩锅”,并顺势在政经领域打出了“去中国化”的旗号。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他最近的两句话:一句是即使与中国切断一切联系也无所谓(大意),另一句是“全球化已经结束”。

前一句的意思已经不止是“脱钩”,简直像要“断交”;后一句则把他一直奉行的“逆全球化”推到了极致。两句话均再次显示了他的“大嘴巴”风格。尤其是在四年一度的美国大选越来越近,而当下他的民调支持率已大幅低于竞争对手拜登,故此加大攻击吾国的火力更成为他铤而走险的重要招数,甚至不惜把话说“满”。

“断交”当然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当年的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也未曾如此,何况今日的中美在经济贸易和文教旅游等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连“脱钩”也是难以想象的。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疫情过后奉行某种程度的“去中国化”,有没有可能呢?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考量,有经济与政治两方面。从经济方面来讲,所谓的“去中国化”不仅会损害吾国,对美国来说也是有害无益。道理很明了:美国会因此失去吾国这个有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不仅在华美企的利益严重受损,美国本土经济的运作成本也会大幅增加,包括消费者难以享受到价廉物美的吾国商品。

正是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吾国,都有很多人对“去中国化”即“脱钩”论持反对意见。商界人士自然是反对派的主力军,因为不管是经济学的分工理论还是以往的具体实践都早已证明,在经贸问题上,中美两国真正是“合则两利,分则双输”。笔者注意到,吾国官方虽然在外交上对美国的攻击性言行针锋相对地予以反击,但也一直明确表示反对所谓的“脱钩”论,反而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用方兴东先生近日在《环球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之题目来说:“美国鼓动‘脱钩’,我们努力‘挂钩’”。

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人提醒要防备“去中国化”可能对吾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方面,其言论给笔者留下印象较深的有两位人士:一位是吾国的“玻璃大王”曹德旺先生,早在一个多月前,他就提醒吾国企业特别是涉外企业要尽早做好应对“去中国化”的准备;另一位是吾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先生,近日他表示中美关系只有经贸这一块“压舱石”是不够的,还应该多几块“压舱石”。

笔者十分赞同两位人士的说法。盖因这个世界上有“经济学”,也有“政治经济学”。经贸虽然对中美关系非常重要,但若想要长期合作、和平共处,不能仅靠经济上的联系,因为经济所代表的只是物质利益,而国与国之间如同人与人之间一样,长期来看,仅凭利益来维系是不牢靠的。否则的话,“友谊的小船”虽然不至于“说翻就翻”,但当具备某些特定的条件时,“翻船”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故此,中美关系说到底要寻求经济与政治的平衡,只有两者取得平衡才能“行稳致远”,若失去平衡,就有可能“翻船”。对于所谓的“去中国化”,也应该作如是观:既要看到它有某种必然性(这些年吾国经济发展得很快,因此难免会有“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的连带效应),又要看到在政经两个方面加以平衡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就当前观察到的一些情况来看,笔者认为,我方应该注意避免这样一种倾向,即认为反正世界包括美国在经贸方面已经离不开吾国,因此无论怎样都改变不了这一现状。然而正如上引崔大使的那句话所说,维系国际关系(不仅是中美关系),仅靠经贸作为“压舱石”是不够的。一个很久以前的反面例证是中阿关系——中国和阿尔巴尼亚,像笔者这样的“过来人”都知道,当年吾国是怎样在自己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援助这盏“欧洲的明灯”,但后来的一段时期,由于在意识形态上分道扬镳,两国又是怎样“变友为敌”的。这个历史案例典型地证明:经济利益很重要,但它不代表一切,很难设想政治与经济可以截然分开:前者仿佛“不共戴天”,后者却能“合作愉快”。

再看美国。毫无疑问,美国是“去中国化”的挑头者,如前所说,这其中既有经济方面的考量(觉得这一轮的全球化自己“吃亏”而吾国占了便宜),也有政治因素(毕竟“三观”不同)。不过笔者在本文中想指出的是:当今世界不仅有“去中国化”的苗头,也有“去美国化”的趋势。

这不是笔者硬要“找补”,而有事实为据。笔者所说的“去美国化”,概而言之,似有这么几种表现——

首先是美国人自己要“去美国化”。这可不是玩笑话。笔者曾多次在相关博文(包括微博)中指出,特朗普上台后,他在国际事务中明显地加紧奉行“收缩”战略,突出反映在他一系列的“退群”行为。特朗普上台之前的不算,仅他上台后这几年美国退出的国际组织和协议可谓数不胜数,包括但不限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中导条约,等等;还包括早就宣称但尚未完成的从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撤军的计划;直至最近刚刚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此前特朗普还曾威胁要退出WTO甚至北约。事实表明,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退群大王”——这不是主动的“去美国化”又是什么?

美国的这种“收缩”战略是有传统的,只不过由于二战以后其实力和野心双重膨胀,于是乎踌躇满志地开始“称王称霸”,苏联解体后更是自视为也公认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凡事脱不开辩证法则,以“9·11”事件为标志,美国终于开始“盛极而衰”,全球金融风暴又让这种趋势加速,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来说,“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特别是今年的新冠疫情以及最近的全美平权抗议浪潮暴发,特朗普的刚愎自用、颟顸无能以及美国的制度性缺陷可谓显露无疑,虽然时下还不能说“忽喇喇似大厦倾”,但这个老大帝国已尽显颓相。

应该说,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实施“收缩”战略即在全球公共领域主动开始“去美国化”还是符合逻辑的。简言之,它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从而“退而求其次”。在这一点上,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还算有“成本”概念,知道硬撑下去没什么好果子吃。笔者曾在微博中戏言,现在该是轮到美国“韬光养晦”了。

“去美国化”的另一种表现对美国而言则是被动的。近年来,尤其是特朗普上台以后,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种种不顾大局、傲慢自私的言行越来越招致别国的反感,伊朗、朝鲜等“宿敌”自不必说,还包括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在前一阵子美国发动的“贸易战”中,特朗普不仅将矛头对准吾国,对欧盟、加拿大、日本等盟国也毫不客气,想出手时便出手,动辄挥舞关税大棒予以打压,硬要它们向美国“让利”,这种“四面出击”的举动自然招致这些盟友的“离心离德”。

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在事先未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特朗普突然宣布要撤走9千5百名驻德美军,令德方和北约措手不及。明摆着,特朗普以此来表示对德国近来的“不合作”姿态的不满。实际上,特朗普上台后与盟友关系“闹僵”的并不止德国。更不要说本来就与美国心存芥蒂的那些国家了。

这是笔者所说的“去美国化”的另一个方面。 而最终使得“去美国化”几成定形的,是特朗普在此次抗疫斗争和平权抗议浪潮中的糟糕表现。如果说,商人出身的他在事关经贸等问题上还有一些经验的话(比如力推减税政策,以极限施压手段在贸易谈判中多捞些好处),那么,在遭遇新冠疫情和处理国内矛盾时,他的无能和人格缺陷在世人面前可谓一览无遗,从而使得他治下的这个堂堂超级大国几乎完全丧失了“领导能力”,一时间沦为全球的“笑话”。可以说,美国百年来积累起来的“伟大”形象,近似于轰然倒塌。——世人已经从心理层面也开始“去美国化”。

对此,笔者曾在之前的一则微博中引用爱思想网转载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的一篇文章所言,他认为,这场新冠瘟疫将使得美国的领导地位进一步下降,世界将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其文末的一句话尤其令笔者印象深刻,道是:美国或将回到其“一战后的时期——一个美国参与度下降且国际格局激荡的时代”。亦即:论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它可能在一个时期内依然是“老大”,但它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再“多管闲事”了。换言之,所谓的“后美国时代”,对世界来说,也许将是一个没有“老大”的时代。

当然,不要奢望美国“收缩”以后它就对外部世界置之不顾转而专心致志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要忘记,它在实力上仍是世界第一强国。也不要忘记,它在海外有许多的投资,还有几百个军事基地。还不要忘记,最新民调已经大幅领先于特朗普的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其竞选纲领之一,就是允诺若上台执政,将致力于修复和团结与盟友们的关系,以对付吾国与俄罗斯这两大“敌手”。

故此,从经贸角度看,“去中国化”虽然对吾国的继续发展有负面影响,但经济法则决定了这种影响不会太大;更值得警惕的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在政治领域推行的“去中国化”。比如,最近出现的被吾国坊间戏称所谓的“新八国联军”。

老话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于“去中国化”,我们自应妥善应对。而对于“去美国化”,对吾国来说是不是一个“你退我进”的机会呢?吾国可不可以趁此机会扩大自己在全球的影响力和领导力,甚至“彼可取而代之”呢?

这让笔者想起邓小平在1990年12月24日的一次讲话,他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然而,邓公的这番话是在三十年说的。常言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后的今天,吾国早已经“鸟枪换炮”,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那么,今天我们是否还要继续遵循“千万不要当头”的“根本国策”呢?如果说时过境迁,今天对美国来讲是一个愿不愿意、能不能继续当“老大”的问题,那么,对吾国来说或是一个想不想、能不能“当头”的问题。

综上所述,新冠疫情除了给人类的生命健康和安全造成损害和威胁,不意还催生了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排名全球前二的两大经济体,正在并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同时面临着“去中国化”和“去美国化”的交织。如此,对这个世界来说,对吾国和美国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呢?

显然,早先的“三个世界”的划分已经过时了,那么,未来又将划分为几个“世界”呢?这似乎是另一个更大的话题了。力有不逮,笔者只能写到这里,匆匆收住,到此为止吧。

                                                             2020年6月15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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