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741）·

本文要义：吾国改革四十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改革重在“拨乱反正”，其经济增长是“恢复性”的；第二个阶段，吾国的改革仍然主要是破除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学习借鉴他国的经验和技术，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发展国内民营经济，并加入了世界贸易体系。第三个阶段，我们“创造性”地运用了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理论，并将其“发扬光大”。尤其是，当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虽然这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远不及此前的两个阶段，但依然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特别是创造出了前面所讲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却能建成世界最高水平基础设施的“人间奇迹”——这，或许才称得上属于真正的“中国模式”。

若以1978年的中共十三届三中全会为起始，吾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年已有四十“虚岁”。四十年间，吾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两位数，从“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于今成长壮大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跻身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不能不说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之一。如果考虑到吾国拥有十几亿人口的特殊国情，那么，“奇迹”后面的“之一”完全可以去掉，堪称“绝无仅有”。

于是，前几年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者开始热衷于讨论“中国模式”，探究这一模式究竟有哪些“奥秘”，竟能让一个古老积弱的大国取得如此之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如此之大的发展成就。

或许是出于谦虚，吾国的官方文件从来没有正式使用过“中国模式”这一词语。新一届的高层领导上任以后，明显加强了对内对外的宣传，即便如此，也只是谨慎地自称为“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不过坊间似乎还是仍习惯于“中国模式”的称谓。

在笔者看来，把它叫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吾国发展成就的取得究竟有哪些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独特之处，可以单立为一种“模式”？

回顾一下，吾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或许可以粗略地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时从1978年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年代末。这个阶段吾国改革的主要内容，在政治层面，是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层面，则是打破传统的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农村废除“人民公社”并开始实行“包产到户”，乃至允许农民兴办乡镇企业，在城镇国有企业，从最初实行绩效奖金制，进而实行承包制。同时，吾国开始对外开放，兴办经济特区，实施优惠政策，引进港澳台以及欧美等境外投资。总的来看，此阶段的改革内容，主要是打破旧的意识形态桎梏，部分地承认并接受现代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和激励机制，因而使经济取得了“恢复性增长”。但是，显然它还称不上是自己独创的一种“模式”，而是一种学习借鉴他人理论和经验的结果。对此，官方曾准确地用一句成语来加以概括——“拨乱反正”。

在此之后，大约有两年的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吾国的改革开放出现了某种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

所幸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标志，改革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时间最长，一直延续到2008年的上半年。期间有两大主要的标志性事件：一是在邓小平的力推下，中共十四大宣布以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摒弃了建国后奉行四十多年的“计划经济”（笔者一直认为，这是邓小平对吾国最大的历史功绩，也是他最具突破意义的理论贡献）；二是吾国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内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外大举引进外资及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发挥劳动力和土地成本较低等“比较优势”，大量制造输出本国产品（尽管出口的产品还比较低端）。从而，使这一阶段成为吾国四十年改革史上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为此后吾国直奔“小康”和国际政治经济地位的空前提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包括吾国现在雄踞世界第一、高达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大多是在这一阶段“攒”下的。

毫无疑问，吾国改革这一阶段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是巨大的。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后来所揭露出来的严重的官场腐败也是在这一阶段开始发端。关于这两种现象的“共存共生”，笔者将另文再议。

不过，在笔者看来，真正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模式”，主要还是产生于第三阶段，即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当时的吾国政府高层紧急推出史称“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并直到十年后的今天。

为什么说这十年的经历才真正堪称是独特的“中国模式”呢？

一个重要的依据是：在这十年里，吾国持续性地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抗御全球金融危机所引发的国内经济下行。尽管其它国家在此阶段也纷纷实行所谓的“量化宽松”以避免本国经济陷入萧条，但从刺激政策的力度和宽度来看，无人能堪比吾国。在此背景下，为了用“内需”取代衰减的“外需”，吾国政府通过自己掌控的国企和金融系统，极力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实施“基建投资稳增长”的方略。据此不仅成功地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仍然保持了GDP的中高速增长，而且跨越式地提高了吾国的基建水平。之所以说它是“跨越式”的，是鉴于我们的人均GDP收入还处在世界中等水平，但我们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机场、港口、地铁、城市建设等基础设施的规模和质量已超过了那些发达国家。当然，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这十年里无论是货币总量还是债务的增长速度，吾国都要快于其它国家，也快于本国的GDP增速。

简单地小结一下吾国改革四十年的以上三个阶段。如前所说，第一阶段的改革重在“拨乱反正”，其经济增长是“恢复性”的；第二个阶段，吾国的改革仍然主要是破除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学习借鉴他国的经验和技术，以他山之石攻己之玉，在大力引进外资的同时发展国内民营经济，并加入了世界贸易体系。第三个阶段，我们“创造性”地运用了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理论，并将其“发扬光大”。尤其是，当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虽然这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远不及此前的两个阶段，但依然迸发出了巨大的能量，特别是创造出了前面所讲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却能建成世界最高水平基础设施的“人间奇迹”——这，或许才称得上属于真正的“中国模式”。虽然关于这个模式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其“剧情”仍在继续发展之中而需要我们耐心观看，但至少到目前为止，它的“演出效果”的确是惊世骇俗的。

当然，“中国模式”的内容不止于此，其它方面，容后慢慢再聊吧。

                            2017年10月3日于竹径茶语

作者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写过小说。没经过商，没当过官。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平生不学无术，不喜功名，唯好杜康。所幸者，毋庸为五斗米折腰；所擅者，以常识观事物，以逻辑辨真伪。每周写作一文，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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