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最高储蓄率”的利弊得失——

笔者在前文指出，当前包括汽车业在内的有些行业之所以出现“内卷式竞争”且持续较长时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车企的背后有金融机构的支持；而这些金融机构之所以敢与“优胜劣汰”的价值规律拗着干，除了有地方政府的背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背靠着“全球最高储蓄率”这座“大金山”。

恰好看到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钱军辉在财新网撰文，分析我们的“储蓄率为何居高不下”。文章指出，过去20多年，中国的储蓄率一直高于40%，而世界平均水平在25%左右。在经济发展初期，只有较高的储蓄率才能支持较高的投资率，才能较快地积累资本、扩大产能，从而实现高速发展。可以说，远高于世界水平的储蓄率，是中国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的条件之一。

钱教授所说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经济高增长必须要高有投资，而储蓄率高，投资率才能高。这是吾国经济过去一个时期能够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秘诀”之一。笔者想补充一点的是：正因为储蓄率很高，银行的资金盘子很大，使用起来的回旋余地也就很大，即使某些分子出现“不良”状况，也能凭借庞大的分母予以消化。这恐怕也是过去几十年吾国没有发生西方式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就此来看，吾国百姓“爱存钱”的习惯使得储蓄率高企，对经济发展可谓功不可没。

但是凡事皆有两面。正因为坐拥全球最高的储蓄率，不怕某些分子出现“不良”，我们的银行做起事来就没那么“讲究”了，与国外一些资深银行比起来，经营作风还显得比较“粗放”。这主要表现在贷款方面，即使有些企业明明已经入不敷出长期亏损，甚至资不抵债，银行却仍以各种办法为其“续命”。这就是笔者在前文指出的，当今包括汽车业在内的一些产业之所以“内卷”不止，相关银行没有严格遵从“优胜劣汰”的价值规律而为亏损企业持续“输血”是脱不了干系的，从“技术”角度看甚至可以说负主要责任：因为没有银行的融资支持，那些亏损企业肯定是撑不下去的。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也是储蓄率过高所带来的弊端。

尤其是如钱教授所指出的，今天中国经济已然成为庞然大物，GDP增速已不可避免地放缓，此时过高的储蓄率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反而成为拖累。如果消费跟不上产能扩张的脚步，那么如下三种结果必居其一，甚至兼而有之：一是“内卷”和通缩；二是投资低迷，因为企业营收和利润无法验证投资逻辑；三是依赖外需，贸易冲突不断。

所以钱教授表示，事实上“反内卷”、“扩大内需”、“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增强国内大循环”等政府工作重心都指向同一个宏观痛点——储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教授认为，鉴于中国的储蓄率过高是跨经济周期的，因此原因很可能是结构性的。他的文章主要分析了两个问题：一是收入差距，二是高房价，并指未来的政策必须有利于解决这两个问题，才能有效地降低储蓄率、提升消费率。

说句实话，笔者觉得教授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但后面的解析却有点“水”。窃以为吾国储蓄率高企还有两大成因，一是社会保障成色不足，人们不得不多存点钱以求尽可能地“自保”；二是吾国向有省吃俭用以备不时之需的传统文化，即使有钱时也想着“丰年补歉”，在农业社会时期这应该说是个美德，但到了工业社会特别是互联网+AI时代，不可避免地也有它的副作用。这两个问题短期内恐怕都很难解决，故此笔者觉得相对于欧美国家，吾国的储蓄率未来即使有所下降但还会维持在高位，只是也许未必能达到40%罢了。如此则同样有利有弊：好处是我们的投资总是不缺钱，缺的是有效益、有利润的好项目；不利之处如上所分析的，储蓄率太高会使得我们的金融机构缺少“精打细算”的动力，做起业务来继续“大手大脚”，如不加整饬，储蓄率再高也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到那时麻烦就大了。

此文写罢，又见经济学家李迅雷先生撰文，从学理角度剖析了所谓的“节俭悖论”。据介绍这是凯恩斯在其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核心思想之一，它颠覆了古典经济学中“储蓄总是有益”的传统观念，解释了在经济衰退或萧条时期，个人试图增加储蓄的理性行为，反而会导致国民收入和总储蓄水平的下降，从而加剧经济困境。

李先生解释说：由于对未来收入和工作稳定性的担忧，家庭和企业会“勒紧裤腰带”增加储蓄，这会导致社会的消费与投资需求下降，企业因生产萎缩而被迫削减产量、解雇员工或降低工资，从而又会导致国民总收入减少。尽管每个家庭试图多存点钱，但总储蓄可能不增反降，因为总体收入大幅下降了。李先生的结论是：个人多储蓄是理性的预防行为，但人人都这么做却可能导致一种非理性的“合成谬误”，最终使得经济收缩，损害所有人的收入和储蓄能力。

  专家就是专家，这就把道理给讲透了。（未名日记12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