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适度宽松”之随感——

12月9日，最高领导层召开了可能是今年内的最后一次会议，就明年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表述。从字面看，比较吸引笔者眼球的主要有两条：一是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说要“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

高层会议的表述向来是“微言大义”，上面这两句话堪称“重于泰山”，引起国内外政经界的高度关注，经济学家们自然争相给出解读。在笔者看来，重中之重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盖因这是十四年后的再度出现。

往事弗远。十四年前，正值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汹涌来袭，吾国也受到很大的冲击。笔者记得，2009年的一季度，由于金融危机导致外需锐减，GDP同比增速从过去的平均两位数急剧下降至6.1%，虽然与今天相比这个增速不算低甚至还略高，但在当时堪称是“断崖式”下跌。为此管理层毅然宣布将货币政策罕见地转向“适度宽松”，与之相配套的是同时推出著名的“4万亿计划”，并就此打开了地方举债的闸门，主要投向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等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说这一政策的重大转向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在最初的一年内，GDP增速曾重新拉回到接近两位数，尽管此后逐渐减慢，货币政策表述也转为常规的“稳健”，但吾国基础设施建设的突飞猛进是肉眼可见的，至今已跃居世界最先进行列，与此同时我们的广义货币总量（M2）也已增至300万亿，是十四年前的六倍多（2008年的M2为 47万亿），高居全球第一。

对于这一时期的宏观政策及其利弊得失，中外经济学家的看法有褒有贬，更准确的评价也许要过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得清楚。当下的问题是：为什么十四年后“又见‘适度宽松’”（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张继强语）呢？笔者虽是外行，在浏览拜读专家们的分析后亦有自己的几点思考。简述如下：

其一，首先当然是当前的经济形势所然，这个不用多说，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宽松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常都是为了防止经济的进一步下滑。

其二，“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自然需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套，因为在当前的收支状况下财政政策若要“更加积极”，就需要发行更多的债券，提高赤字率，也就是说政府手里需要有更多的钱可用，另一方面市场也需要注入更多的流动性，因此货币政策必须“适度宽松”。

其三，以上两点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是应对经济衰退的应然之举。然而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虽然“更加积极”和“适度宽松”的说法并非首现，但与十四年前相比，现在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区别是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善，或者说这方面的投资已相对饱和，所以有一个钱往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说，除了夯实基础设施的一些薄弱环节，还需要有其它的投资选项。

其四，从理论上看，经济学有所谓“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意指在短期生产过程中，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某些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投入量的增加，所带来的额外产出会逐渐减少。未知这一规律是否也适于当下。毕竟，这是时隔十四年后的“又见”。

其五，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明年的九项重点任务，首当其冲的是“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这似乎是改开以来的首次，比如去年的中经会也提出九项任务，第一项是“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第二项是“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效益的投资，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今年的中经会将“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列为第二项。不要忽视上述次序的重新排列，这表明高层决心将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摆在更重要的位置。实际上这也是过去的一年里许多经济专家的共识，看来他们的呼声得到了领导的首肯。当然，如何促销费、扩内需，还要有能落实、能见效的具体措施。

  先说这些，后续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未名日记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