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贫困与“分享文化”——

非洲真是一个“谜”，论起自然资源，可以说不输给其它任何一洲，但是多少年来却一直是地球上最不发达的大陆，据悉按照世界银行划定的贫困线，全球有九成的贫困人口在非洲。原因究竟何在？笔者一直不得其解。

日前看到财新网上由范俏佳撰写的发自非洲的一篇“记者手记”，其中谈到一个颇有意思的“典故”：在非洲，最令国际合作机构头疼的不是当地的效率低，而是成本高。如某国际组织在非洲某国实地调研援助项目情况，对口的当地机构派了一辆车、三位工作人员，一天半的“接待费”竟高达六千美金。诸如此类的故事不胜枚举。

后来记者了解到，这是一种非洲特有的“分享文化”，它建立在“部落集体主义”上，源自于祖鲁语的非洲哲学概念“Ubuntu”，其影响深远，是一个充满乌托邦气息、难以用外语精准翻译的词语，大意是“我存在，因为我们存在”。Ubuntu哲学认为，人性在于有归宿、参与社区和愿意分享。所以在非洲很多国家，分享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笔者初读有点想不明白：乐于“分享”难道不是一种美德吗？何以成为非洲贫穷的原因之一？再说这跟上面讲的“效率低、成本高”又有什么关系？

细看记者举的一个例子方知其中端倪：比如一个村子里有一个富有的人，其他人觉得他的财富就应该和大家分享。笔者吃了一惊：这不就是早先我们所说的“吃大户”吗？以此来看为何一些非洲国家“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也许就不难理解了：一辆车、三位工作人员一天半的“接待费”高达六千美金，也许他们是代表全村人“要价”的，因为这笔钱拿回去可能是要与集体分享的，钱少了不够分。

但是这样一来难免就会给外来的投资和本地的发展带来阻碍。这其中的道理，经历过计划经济的吾国人民应该深有体会。怪不得这位记者很“含蓄”地评点了一句：“也许，这种美丽的文化也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困局。”可谓言简意赅。

这让笔者又想起了亚当·斯密的“自利说”，大意是如果每个人都从自利的角度努力工作，看起来这样的动机似乎并不“高尚”，但倘若人人都可以自由择业，发挥比较优势，并通过分工协作和贸易交换，不仅能改善自己的生活，还可以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从而使得大家的整体福利得以提高。——笔者一直认为这是市场经济的精髓所在，由此也反证了计划经济是不需要经济学的，要的只是如何“分享”的会计学。而报道所介绍的“Ubuntu”哲学似与斯密的“自利说”正好反着来。

这当然不是非洲落入“贫困陷阱”的唯一原因。比如这篇“记者手记”还提到，过去的六十年间，非洲收到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外国援助，几乎占到非洲GDP的一半，非洲国家的财政预算投入对外国的依赖很严重。但有研究者沮丧地发现，这些巨额资金中的大部分被浪费在受援国的当地精英、发达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以及援助官僚机构本身，以致于非洲内外的一些学者形成了“反援助派”，他们认为长期以来外部对非洲的援助弊大于利，在客观上反而阻碍了它们的发展和改革。

外部援助非洲当然还是必需的，但用吾国先人的一句古语来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因为别人送的“鱼”迟早是要吃完的，唯有自己学会“打鱼”的本领才能长久地有“鱼”可吃。

  非洲的长期贫困肯定不止以上这两个原因。笔者只是由此有感而发：毕竟我们也曾贫困过，现在虽然“富起来、强起来”了，但还是要时时温古知今，提醒自己绝不能走回到“吃大户”、“吃大锅饭”的老路上去。而非洲兄弟们要想摆脱贫困，确实应该从吾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中“取取经”，建设起一种新的、适合市场经济的制度和文化，这样才能真正发展起来。（未名日记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