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政策框架：还需要“转型”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先生日前在其发表于财新网的一篇文章中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文中谈到：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存在一些非价格甚至非市场的政策工具。比如，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短期政策利率，中国的政策工具种类则更加多样化一些，包括政策利率、数量工具甚至行政手段。即便政策利率也相对复杂，既有中期借贷便利利率，又有短期逆回购利率，短中期同时控制，可能会影响市场上收益率曲线的形状。

这种差异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像笔者这样的外行也早就注意到了。特别是近些年来，吾国央行的调控手段似乎越来越倾向于数量型而不是价格型，基准利率已经多年未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黄先生认为简单地总结一条，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运行中存在一些独特的机制，他称这可能也是理解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特点最为关键的因素。

这样的解释自然不错，但窃以为还不够“细致”，因为并非所有的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像吾国这样“独特的机制”。在笔者看来，存在上述差异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体制，换言之，是体制的独特决定了机制的独特。即我们实行的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政府必须确保对重要经济事务的控制。仍以货币政策为例，其它市场国家的调控工具主要是利率，通胀高了就加息，经济不景气了就降息，除此以外似乎就没央行什么事儿了。当然这几年如美联储又给自己增加了一项“额外的任务”，就是由央行出资购买国债，谓之“量化宽松”，但总的来看，它们的央行只能管宏观之事，微观的事即使它们想管也管不了。

但我们的央行就不同了。除了调控工具要“丰富”得多，所担负的责任也重要得多，正如黄先生在文中指出的：很多国家的央行都有较高程度的独立性，而中国央行是国务院的组成部门之一，所追求的政策目标也更加多样化一些，政策工具既有政策利率，也有数量指标。甚至还有独一无二的“窗口指导”，“就是央行官员使用温和的语言传递清晰的政策要求”。——在这种体制下，政策调控往往偏向于数量型而不是价格型，也就不奇怪了。因为数量型调控更符合政府主导的体制特点。

黄先生说到“转型经济”，大概是指一个经济体正在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因此“存在一些非价格甚至非市场的政策工具”的确也属正常。问题是我们的经济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转型”？是的话要转向一个怎样的“型”？是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那种“型”，还是强调坚持我们自身特色的这种“型”？……这个问题之所以很重要，关系到未来吾国经济改革包括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转变方向：如果是前一种“型”，可以期待未来我们的央行也会逐步转向侧重于价格型调控；如果是后一种“型”，那就要另说了。

黄文对此进一步解释说，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经济，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利率传导机制也还不够顺畅。比如一些国有企业，对利率变动的反应不太灵敏，这样就不如用货币供应量甚至信贷规模这样的数量工具，效果更好一些；窗口指导虽然有市场化的成分，但归根到底是行政性手段，在执行过程中更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他指过去央行将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作为政策工具，直接影响贷款利率基准目标LPR，也是因为从短期到中期的利率传导上不够顺畅。笔者认为，吾国经济体制中，不仅企业层面国字号占据重要位置，在银行层面，大部分亦为国有控股。这可能是吾国的经济体制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最大的差异。但这也许正是我们所强调的“中国特色”。老实说至少在当下，笔者很难想象未来会如何进一步“转型”。也因此，宏观政策调控的行政化手段多于市场化手段，或许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如黄先生所说，到目前为止吾国的这套调控体系总体是有效的，只是在灵敏度、准确性上确实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但在笔者看来，所谓“两利相权取其重”，与保持政府对宏观经济和政策的主导权相比较，这样的“牺牲”也许被认为是值得的。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体制就没有进一步改革的空间了。比如前不久央行宣布将在二级市场开展国债买卖，称可以作为一种流动性管理方式和货币政策工具储备，虽然这并不是类似美联储的那种“量化宽松”，但也显示出某种变化。而据作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黄先生在文中透露：最近央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可能要取消中期借贷便利利率的政策工具功能。笔者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进一步转向价格型的基准利率调控，还是相反？总之，从央行的职能以及政策工具的变化，或许可以窥见中国经济改革的趋势。

  想起了邓小平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初期，这无疑是一句实事求是的大实话。然而，当下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如果继续在水下“摸着石头过河”，好处是可以保持“定力”避免被湍流或者逆流冲走，弊端在于很难看清彼岸在何处。——关于宏观经济政策路径的探索不也是如此吗？（未名日记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