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问题”又浮出水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近日在财新博客上提出一个观点：很难再找到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人们对它的经济表现会有近乎截然相反的评价：它的经济发展被一些经济学家作为成功的典范而倍加夸赞，另外一些人对它的批评和怀疑却从来没有改变。西方学术界有些人认为中国已有的经济成功不过是技术模仿的结果，但这一事实无法反驳另一个事实，即模仿本身就是成功的重要标志。张军指出，中国在经济发展中确实成功使用了大多数来自西方的原创技术，但现如今中国在5G、新能源、锂电池和EV、人工智能、AI等商业领域无疑站到了世界的前列，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张先生无疑提出了一个好问题，但笔者细忖其实也是一个“老问题”：实际上这就是中外学术界多年以前曾热烈讨论过的“中国模式”的成败得失。只不过近年来随着吾国在新能源等领域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这个“老问题”又浮出水面。

张军说到，在批评者的眼中，中国体制的“问题”太显而易见：强大的政府官僚体系，在基础行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不够发达的金融，难以整合的市场等等，而且宏观经济上的结构不平衡长期存在，这些势必制约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这些年中国在数字经济和诸多复杂技术产品制造领域却又保持了强劲的国际竞争力和快速迭代的势头，推动着经济增长。从正统经济学的眼光来看，这两者不会同时存在。

那么，“中国奇迹”的奥秘究竟是什么呢？张先生认为，中国的很多现象并非如表面那般简单。中国太大了，加上它悠长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它的国家体制相当复杂，可以说，它既集中又分散，既僵化又富有弹性，既刻板又可改革，既有控制又有自主和创新。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动员、组织和协调能力；但不可否认过去几十年大多数经济活动和技术创新又主要是由市场主导其方向的。这就是“中国之谜”，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可能完全在脱离国家体制的前提下说清楚。

然而一般人可以“说不清楚”，专家的职责就是要将常人“说不清楚”的问题“说清楚”。张先生为此举例说到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指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就是，它到底是产业政策扶持的结果还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实际上补贴与竞争在中国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在中国，愿意为发展新兴产业提供补贴和设立投资引导基金的地方政府数量众多，从而使巨大的固定成本被迅速分摊，一定会有更多的企业进入和更大的产能形成。这些产能被分割在各地，相互独立，市场高度竞争。你可以说这得益于中国经济固有的行政分割结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经济分割化又常作为中国经济的软肋而饱受经济学家的批评。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看到的，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就是在这种类似于双螺旋的结构中实现进步的，尽管也有磕磕绊绊。

读到这里，笔者想起多年以前另一位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的观点，大意是吾国这种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积极参与推动的发展模式是一种“最好的模式”，当时曾引起学界不小的争议。张军先生的上述看法尽管切入方式有所不同，其实与那位张先生的观点“异曲同工”。

的确，在笔者看来，虽然各国的文化传统有差异，但人们皆有追求更好生活的共同特性，这一点中外庶几相似，总不能说吾国人民比其它国家的人民更“聪明能干”吧，否则如何解释计划经济时期的贫穷落后？而过去几十年“中国模式”取得的巨大成功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还是要从其它方面找原因。而“政府主导”与“（中）底层逻辑”市场化的相结合，很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一位伟人说过，胜利者是不受批评的。“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世人皆肉眼可见，无需多加论证。但辩证法又认为事物都是相对的，任何发展模式都不可能是完美的。“美国模式”曾被认为是最“标准”的市场经济，使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实践证明它也问题多多。别人家的事我们管不着，从自我反思的角度看，吾国这种“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过去有些人指责这种模式造成资源透支、环境污染，但近年来吾国在这方面已大有改善；后来又有些人拿“产能过剩”来说事，这被吾国官方斥为“伪命题”。

笔者觉得，其它不论，最大的问题或是腐败的层出不穷，这一点相信很多人都有同感，对此笔者不想深究。惟见近日我们的一个南方邻国频频传来清扫高层腐败的的消息，该国的体制与发展模式与我们近似，而且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据报道其由十几人组成的最高领导层中，短期内竟有四分之一因各种问题已被撤职更换，看起来反腐的“力度”不亚于吾国，但其腐败的“深度”似乎更甚。

  那么，事情何以至此呢？笔者只能引用一句俗话：“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脚”，何况有的时候不仅仅是“河边站”还会直接“下水”。官商关系比较紧密，固然有助于合力推动经济发展，但也难免有更多的寻租腐败的机会。大抵如此吧。（未名日记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