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支付：“转移”给谁？——

前天笔者摘编介绍，经济学家殷剑锋先生在“中国人为何不消费”一文（发表于财新网）中指出，吾国消费率低的原因在于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比较低，而政府部门收入占比较高，因而老百姓“囊中羞涩”。除此之外，殷先生还说：观察中美居民收入的结构，可以发现中国居民的财产收入只占4%强，（所获得的）经常转移收入则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相反，在美国居民的收入中，财产收入占到22%，经常转移收入也达到9%。所以，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的两个途径，就是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经常转移收入。

殷先生认为，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首先是要让居民部门拥有财产。笔者认为这是一个简明的道理：先有财产，然后才能有财产收入。应该说，改革开放后，吾国百姓的私人财产从改开之前的几乎一无所有到现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这或许是正常的，盖因我们毕竟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有财产占比自然要高一些。

另一方面，正如殷先生所指出的，中国居民财产收入低还在于实物资产占比过高，在金融资产中又是存款类资产占比过高，而这两项均是低收益的资产。相反，在美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中，直接和通过机构投资者间接持有的权益类资产达到50%以上。笔者也认为中美在这方面的差距跟两国股市的表现有很大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资本市场搞对、搞上去。

如果说上述这一点是人们的共识（现在官方也经常强调要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那么，殷先生指出的另一个原因却是笔者没怎么想到的，这就是：在转移支付问题上，我们的政府部门得到的经常转移收入常年远高于居民部门。他举例说：在2018和2019年，中国居民部门的经常转移收入甚至是负值；在新冠疫情暴发的2020年，虽然政府的经常转移收入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3.8万亿，居民的经常转移收入有所上升，但也只有区区2千亿元。

殷先生指这种现象与新冠疫情期间的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2020年和2021年两年中，美国政府财政支出较疫情前增加了共计16万亿美元，其中支付给居民的个人福利增加了共计11万亿美元，占全部新增财政支出的69%。所以在疫情封控后，美国居民仍然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当然，庞大的财政福利支出也造成了美国一段时间高涨的CPI——但殷先生认为，与消费萎缩、经济低迷相比，这种代价还是值得的。

笔者搜了百度百科的解释，所谓转移支付，是指政府或企业无偿地支付给个人以增加其收入和购买力的费用。殷文中所指的“转移支付”，显然是指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在笔者的印象中，我们的转移支付主要表现为中央财政向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拨款（当然也包括向社保等公益基金的拨付），然而很少听到向居民部门直接的转移支付——这实际上就是现今很多经济学家所主张的给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发钱”。殷先生认为这是吾国居民收入占比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甚至直接了当地指出，在初次分配环节中，财政通过较高的宏观税负（笔者觉得还要加上政府的非税收费，近年来后者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前者）本来就占有了较大比重的收入，在再分配环节又通过经常转移支付将部分收入“转移给了自己”（笔者理解，所谓“自己”，是指同属政府系统的部门）。此言说得虽有点“尖刻”，但话糙理不糙，事实上也确是如此。

也就是说，要提高居民收入的占比，政府财政今后要大幅增加向居民部门直接的转移支付，而不能大部分转移给自己的部门。笔者注意到，近年来高层强调各级政府要习惯“过紧日子”，其中或许就包含了要改革转移支付机制的意思。

殷先生文章的结论是：财政职能的异化是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过低的根本症结。同时也反映出中国财政体制的三个问题：以养人为主的“吃饭财政”、过多介入经济事务的“投资财政”、债务快速累积的“窟窿财政”。

读到这里，笔者有点为殷先生的大胆之言而感有些心颤。一方面觉得这是个事实，并认为之所以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往往是“自己转移给自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近些年越来越明显的“大政府”倾向，而政府越大，自己需要花钱之处就越多；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政府的转移支付也并不完全是“自己转移给自己”，其中有一部分转移给有关部委和地方政府是用于民生项目的；但是这种“曲折”的转移支付方式成本很高、损耗不小，难免会有很多“跑冒滴漏”，乃至增加了寻租腐败的机会，是时候需要加以改革了。

  话虽如此，要改变这种分配结构着实是“知易行难”。经济学有所谓的“路径依赖”之说，意思是选择了某条路径之后，要想重新再来就会比较艰难。但是若沿着原先的路径走下去，存在的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正如殷先生在文章最后所说：在体制缺陷没有得到根除的情况下，居民消费恐怕很难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盖因要想将居民消费率提上去，归根到底是要增加他们的收入。（未名日记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