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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追寻中国消费率低的根本原因——

记得在新冠疫情来袭之前的那些年,统计数据显示吾国每年的消费增长率都在8%—9%乃至以上,有专家认为吾国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已达70%,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笔者虽然对此说法有点存疑,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能姑妄信之。新冠疫情暴发后,包括投资特别是消费自然受到很大冲击,随着2023年防疫措施的全面优化,吾国经济复苏,去年GDP增速达到5.2%。然而普遍反映除了国内节假日的旅游,其它方面的消费似未见有“报复性增长”反而在“降级”。现在官民两界均认为吾国经济内需不足,而这主要又表现为消费不足,部分原因或应归为疫情留下的“疤痕效应”。

但是近日笔者见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锋在财新网发表“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的文章称,观察2012至2021年间主要国家的GDP需求结构,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只有3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而投资率(资本形成/GDP)则高出19个百分点;与发展阶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国家相比,消费率低了9个百分点,投资率则高了11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消费低、投资高的特点更为显著。

笔者读之颇为吃惊:这是怎么回事呢?殷文称:在2001到2020的20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平均只有61%,而美国是76%;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但文章又说,消费倾向依赖于收入,观察新冠疫情前的数据可以发现,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居民消费倾向(注意,是消费倾向而不是消费率)实际在不断上升,相应的,居民储蓄倾向(储蓄/可支配收入)却在不断下降,2019年的数据甚至还低于2012年。所以,殷先生认为居民消费不足不是因为国人“吝啬”(笔者认为不如说“节俭”),实在是“囊中羞涩”。

可是,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率长期以来居主要经济体首位,人均GDP离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么,“钱”去哪儿了呢?文章直言:原因在于在整体的收入分配上居民收入占比过低。

殷文指出,有些人认为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原因在于劳动报酬占比过低,但是横向比较看,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并不低。以2010至2019年十五个国家的数据为例,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7%,虽然比英、美、法、德四国要低,但高于其余十一个国家;在中日韩三大东亚经济体和金砖国家中,中国劳动报酬占比都是最高的。所以,劳动报酬占比解释不了居民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又如,巴西劳动报酬占比略低于中国,墨西哥劳动报酬占比低至37%,但两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都高达64%左右。

殷文进而从基尼系数加以分析,指该系数越高,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均等。比较部分国家的基尼系数,在十五个国家里中国排名第五,确实有改善的空间。但无论是基尼系数比中国低的英国、印度、日本等,还是基尼系数比中国高的美国、墨西哥、巴西和南非,居民消费率都远高于中国的水平。而且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的美国,其居民收入占比也高于中国。所以,他认为基尼系数既解释不了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问题,也与居民消费率的高低无关。

那么,吾国居民收入占较低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殷先生分析说,这一定是其他部门收入占比较高的缘故,从而挤压了居民收入的占比。比较2012至2020年中美两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是20%和19%,而美国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为9%和16%。故此殷先生的结论是:中国居民“囊中羞涩”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中,政府部门占有了过高比重的收入。

  不好意思,上面的文字主要来自殷先生的文章,因此笔者不敢标注为自己的“原创”,但也并非“原文照抄”,而是经过了一番摘编。人们都知道专家写文章自有一定的规范,而笔者无论是阅文还是作文都喜欢“直达主题”,故请殷先生原谅。至于殷先生上面说的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老实讲笔者不了解。但他接下来所谈的关于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的问题似乎确实存在。为免篇幅过长,下回再说吧。(未名日记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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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未名

蔡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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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每日兼发微博。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未名周记(每周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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