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编：追寻中国消费率低的根本原因——

记得在新冠疫情来袭之前的那些年，统计数据显示吾国每年的消费增长率都在8%—9%乃至以上，有专家认为吾国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已达70%，接近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笔者虽然对此说法有点存疑，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能姑妄信之。新冠疫情暴发后，包括投资特别是消费自然受到很大冲击，随着2023年防疫措施的全面优化，吾国经济复苏，去年GDP增速达到5.2%。然而普遍反映除了国内节假日的旅游，其它方面的消费似未见有“报复性增长”反而在“降级”。现在官民两界均认为吾国经济内需不足，而这主要又表现为消费不足，部分原因或应归为疫情留下的“疤痕效应”。

但是近日笔者见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锋在财新网发表“为什么中国人不消费”的文章称，观察2012至2021年间主要国家的GDP需求结构，中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GDP）只有38%，低于全球平均水平18个百分点，而投资率（资本形成/GDP）则高出19个百分点；与发展阶段相同的中高收入国家相比，消费率低了9个百分点，投资率则高了11个百分点；与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相比，消费低、投资高的特点更为显著。

笔者读之颇为吃惊：这是怎么回事呢？殷文称：在2001到2020的20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平均只有61%，而美国是76%；中国居民消费倾向是63%，而美国是92%。但文章又说，消费倾向依赖于收入，观察新冠疫情前的数据可以发现，自201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峰以后，居民消费倾向（注意，是消费倾向而不是消费率）实际在不断上升，相应的，居民储蓄倾向（储蓄/可支配收入）却在不断下降，2019年的数据甚至还低于2012年。所以，殷先生认为居民消费不足不是因为国人“吝啬”（笔者认为不如说“节俭”），实在是“囊中羞涩”。

可是，众所周知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率长期以来居主要经济体首位，人均GDP离高收入国家水平仅一步之遥，那么，“钱”去哪儿了呢？文章直言：原因在于在整体的收入分配上居民收入占比过低。

殷文指出，有些人认为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原因在于劳动报酬占比过低，但是横向比较看，中国的劳动报酬占比并不低。以2010至2019年十五个国家的数据为例，中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为57%，虽然比英、美、法、德四国要低，但高于其余十一个国家；在中日韩三大东亚经济体和金砖国家中，中国劳动报酬占比都是最高的。所以，劳动报酬占比解释不了居民消费率过低的问题。又如，巴西劳动报酬占比略低于中国，墨西哥劳动报酬占比低至37%，但两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都高达64%左右。

殷文进而从基尼系数加以分析，指该系数越高，说明收入分配越不均等。比较部分国家的基尼系数，在十五个国家里中国排名第五，确实有改善的空间。但无论是基尼系数比中国低的英国、印度、日本等，还是基尼系数比中国高的美国、墨西哥、巴西和南非，居民消费率都远高于中国的水平。而且基尼系数高于中国的美国，其居民收入占比也高于中国。所以，他认为基尼系数既解释不了居民收入占比过低的问题，也与居民消费率的高低无关。

那么，吾国居民收入占较低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殷先生分析说，这一定是其他部门收入占比较高的缘故，从而挤压了居民收入的占比。比较2012至2020年中美两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国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是20%和19%，而美国政府和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分别为9%和16%。故此殷先生的结论是：中国居民“囊中羞涩”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收入的部门分配中，政府部门占有了过高比重的收入。

  不好意思，上面的文字主要来自殷先生的文章，因此笔者不敢标注为自己的“原创”，但也并非“原文照抄”，而是经过了一番摘编。人们都知道专家写文章自有一定的规范，而笔者无论是阅文还是作文都喜欢“直达主题”，故请殷先生原谅。至于殷先生上面说的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老实讲笔者不了解。但他接下来所谈的关于财政“转移支付”存在的问题似乎确实存在。为免篇幅过长，下回再说吧。（未名日记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