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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基建时代”如何保增长(之三)

“后基建时代”如何保增长(之三)——

滕泰先生在其文中指出,十几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来袭,我们曾经靠扩大基建投资稳增长,但自2010年之后连续十年经济下行;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也靠扩大投资稳增长,到了2021年下半年经济出现明显回落。他指靠投资基建稳增长缺乏可持续性,且留下债务问题、房地产问题等诸多隐患。

为什么会这样?除了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起作用,笔者认为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具有公益性质,其建设是由政府主导的,故此大部分基建投资属于公共资金。而政府主导投资固然有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有一个无法避免的缺陷,那就是其直接的经济收益较低,或者说其社会效益往往大于经济效益。

这并非单指吾国的政府投资——全世界所有的政府投资都具有这样的“两面性”。道理十分简明:依据逻辑推导可知,如果政府投资建设的直接经济效益很高,计划经济就具有可行性而无需搞市场经济了。

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当然很重要,有句俗话总结得简单明了:“要致富,先修路”,这里所说的“路”可以代指基础设施。吾国这些年大兴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发展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同样也要看到,光是“修路”还不够,要想“致富”还得有足够的“流量”才能产生效益。由于基础设施投资本身所创造的直接利润较低,有些属于纯公共品的基础设施甚至需要政府“倒贴”,比如我们现在的高铁、高速公路,如果计算其投资总量和利润之比,实际上是亏损的。正因为如此,基础设施投资只能由政府主导,以赢利最大化为目标的民间投资难以涉足。也正因为如此,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适当超前,但不能过于超前,因为其直接盈利性较差,越是超前,亏损的可能性就越大。

吾国实施“4万亿计划”以后(后续实际的基建投资远远不止4万亿),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不仅超前,甚至是“跨越式发展”。所谓“跨越式”,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发展速度很快,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它的投资超过了政府现有的财力而必须举债。这些年吾国地方政府和国企的负债与基建的发展同步扩张,债务数额巨大,已经形成金融隐患。这也证明,这种举债投资基建保增长的发展方式可以作用于一时,但不能作为长久之策,否则总有一天所形成的债务泡沫会遽然破裂。

前文说到,以“铁公机”为代表的“旧基建”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基建”有所不同,如果说前者的投资方向和用途比较明确,比较适合发挥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投资下去即使效益不高总还能形成看得见的实物资产的话,那么,后者的投资方向需要通过不断地“试错”来探明,竞争很激烈,淘汰率很高,更适合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若也由政府主导,一旦出错,不仅会“迷路”,而且会给国民造成巨大的损失——毕竟政府投资的钱都来自于纳税人。

所以,笔者认为试图用“老基建”的投资方式来搞“新基建”进而达到保增长之目的,这样的思路怕是行不通的。(未名日记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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