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政策”与“红绿灯”。——

临近年底，高层循例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次会议强调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在经济持续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下，“稳”理所当然地成为宏观政策的主基调，“六稳”“六保”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政策组合。笔者看到《财新周刊》就此发表社论，颇有创意地提出，“六稳”的实质是稳政策：只有政策稳了，预期才能稳，进而总体实现“六稳”。

笔者从以往几十年吾国的具体实践来看，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非常突出。由于吾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只有短短的二十多年，目前仍处于转型期，对于如何“依法治市”可以说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政府的经济工作更多地是通过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这是可以理解的。政策的好处是可以“灵活机动”，但也因其多具短期性而会增加市场预期的难度。

社论指出：今年中国经济增速高开低走，固然有基数效应、新冠疫情及洪涝灾害等多重因素影响，更受到消费修复放缓等结构性因素的掣肘，不过，房地产调控趋紧、校外补习严监管、“电荒”和能耗双控的冲击也不能忽视。“双碳”“双减”“三条红线”等政策意在促进相关行业长远健康发展，但是执行中刹车过猛、转弯过急，也难免会对宏观经济带来阵痛。故此社论认为，“稳政策是当前中国经济稳增长的迫切需要”。

社论上述之言可谓“直言不讳”，笔者觉得也是“实话实说”。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吾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而正如社论所说，稳政策才能稳预期，这其中的逻辑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以会议表示的要对资本设置“红绿灯”为例，这个比喻非常贴切。笔者一直觉得，两百年前发明“红绿灯”的英国机械师德·哈特对人类的贡献非同小可，正因为有了“红绿灯”，人人都知道“绿灯行，红灯停”的规则，城市里的交通才能井然有序，否则仅靠交警的人力指挥那是不可想象的。而“红绿灯”的最大特征就是指示鲜明、令行禁止。对资本的流动也应作如此观，即应该以法律的形式来明确划定什么领域可以投资，什么领域禁止进入，否则若界限不清或朝令夕改，以资本无利不贪的本性，它真的会“无序扩张”。

从这个意义看，随着吾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政府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未来政策对经济工作的影响或将逐渐趋小，而法律的作用将愈加凸出，最后终将到达一个理想境界，即领导所描述的“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许可不可为”。当然即便到那时政策仍然是需要的，因为市场多变，而法律的调整总是滞后的。正像道路上的“红绿灯”一样，正常情况下人们自会按照它的颜色变化依规（法制）行车，但有时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造成拥堵，那时就要听从交警（政策）的临场指挥了。——笔者记得，交规就是这样说的。（未名日记1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