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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位思考”看“双减” ——对“双减”问题的思考之三

·未名周记(2136)·

 

                                “换位思考”看“双减”

                                     ——对“双减”问题的思考之三

 

本文要义:假如以“择校”为目的的中小学升学考试还在前路上等着,就不可能让学生和家长不加以“重视”。这就相当于只要灶膛里的火还在烧着,无论怎样都难以使锅里的水变凉。

 

9月1号,全国中小学迎来开学日。一个多月前,高层两办出台了“双减”政策,因而这也是吾国中小学在“双减”落地之后的第一个学期,师生和家长们会发现,他们所面临的“大环境”已经发生不小的变化。

“双减”的全称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这是针对吾国中小学生的负担过重这一普遍现象。笔者家里虽然没有学龄小孩,耳闻目睹也知道当今的中小学生的确负担不轻,孩子们“黎明既起”到“午夜将至”,一天内几乎没有多少空闲的时候,虽说还不至于到古人所说的“头悬梁,锥刺股”的地步,其辛苦程度确实远超他们的上几辈。这从如今孩子们书包的容积和重量就能看得出来,说夸张点,仿佛是出远门的旅行者背囊。不仅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已然十分繁重,在校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培训活动,每天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对天性好玩的孩子们来说,他们的生活已被压抑得几无空隙。连带着家长们也不得不跟着“陪学”,除了耗费时间和精力,“额外”付出的培训费用也不是个小数,由此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恐怕仅次于支付房贷。更要命的是还造成教育的“内卷化”,其投入与实际收益的差距拉得越来越大,许多时候其实是在做一种无用功。这对于整个社会也是很大的资源浪费。种种情状,不一而足。

故此,笔者赞成“双减”。尤其拥护政策中禁止学科类培训机构上市融资的规定,盖因教育天然具有公益性质,义务教育更属于完全的公共品,绝不能像商业企业那样追求“赢利最大化”,而股市本身就是资本运作之地,应该让教育“绝缘”。

“双减”政策公布以来,“注者”如云。笔者之前也撰有两篇博文,从正面浅谈了自己的一些思考。本文为第三篇,试作“换位思考”。所谓“换位”,也就是从受众而不是政策制订者的角度看“双减”后的一些变化,包括所产生和可能产生的一些问题。如有不当或“冒犯”之处,敬请见谅。毕竟笔者的出发点还是“建设性”的。

“双减”政策出台后,反应最快、受影响最大的,当属那些已经上市的学科类培训机构,尤以主营业务为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的上市机构受到的冲击为甚,它们的股价“一夜之间”纷纷暴跌,有的跌幅相当惊人。即便是非上市的同类机构,受到的冲击也不小,有的甚至很快关门倒闭。用“一地鸡毛”来形容整个行业的景象并不为过。具体情况媒体多有报道,无需本文转述。

此种情状,应在预料之中。盖因“双减”政策不仅断了这些培训机构的上市融资之路,还从时间上、空间上大大压缩了它们的运作范围。如文件明确规定:校外培训机构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学科类培训。如此一算,去掉这些时间,学科类校外培训实际上已无从开展,众多相关机构面临要么关门、要么转型从事非学科类培训的选择,而后者对它们来说也绝非易事。可以预计,至少是以机构形式举办的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活动,从此将基本“绝迹”。

笔者并不认为这样的规定过于“严苛”,且不论那些不该上市而上市的培训机构,即使是那些非上市机构,实际上也无不以“赢利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又是造成中小学生负担过重的“推波助澜”者,如果不转型为非学科类的非盈利机构,让它们关门歇业并不足惜。当然也不应要求它们完全转为慈善机构而“无私奉献”,不然教培行业恐怕真的会“消失”。笔者曾在一篇博文《辩证看待教育的“公益性”》中建议,应该将非学科类的校外培训视为一种“半公共品”而实行“特许经营”,即允许但要限制它们的盈利水平并加以严格监管。

如果说对此次的“双减”措施有什么可商榷之处的话,那就是这场“风暴”突如其来,几乎没有给出“缓冲”的余地,如此不仅造成资本市场(包括在境外上市的相关中概股)的大幅震荡,也使得数以千万计的从业人员需要在短时间内“另谋出路”。对于吾国当前的经济和就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当然,正如笔者在之前的另一篇博文《“公益”之地,“资本”禁入》中所说的,以逐利为其本性的资本,应该远离教育这样的公益性行业,这个大道理是没有错的。但具体到操作层面,鉴于现实情况,是否可以设计一条让它们逐步退出的通道?需知之前这种“培训机构满天飞”的乱象,责任也并不完全在于参与者。以那些上市机构为例,哪一家不是通过道道审核关隘才得以跻身资本市场的?这说明,当初审核部门对此也认识不足。现在当然应该“纠错”,但是否也应该遵循“渐退式改革”(套用“渐进式改革”之说,有时“退”也是一种“改革”)的经验,把事情做得更稳妥一些,以期让造成的“震幅”和损失小一些呢?

实际上这样的冲击波并不止于发生在校外教培行业,近期对其它一些行业的整饬也有类似情况。这些整饬行动事出有因,理由正当,然而由于事发突然让市场“措手不及”。这样的事情多了,难免会让人们对政策的预期增添不少变数。加上当今的市场已经越来越“全球化”,更会让不甚了解吾国国情的那些境外投资者心生疑虑。虽说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有“不可抗力”的豁免条款,但主要是指地震、海啸等等难以预测的自然因素,如果外人把我们的政策变化也列入其中,无疑会增加对吾国市场的预期难度。

实事求是地看,“双减”政策的文件表述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类校外培训,并没有实行“一刀切”。如文件申明今后将从严审批校外培训机构,各地不再审批新的此类机构。这表明原有的培训机构还可以存在,只是除了培训内容限于非学科类,还必须“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对此笔者没有异议,但见文件还规定从事学科类培训的人员必须具备相应教师资格,而实际上各地已明令禁止学校教师兼职校外培训工作,与文件所说的“必须具备相应教师资格”的要求在逻辑上似有矛盾之处,盖因现在具备教师资格者,几乎全部都是在校老师。再如文件说“严格控制资本过度涌入培训机构”,而依笔者的理解,由于教育培训的公益性和资本的逐利性两者不相兼容,理应言明“不欢迎”资本进入这些机构而并非只是“控制资本过度涌入”,否则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歧义,以为资本还可以“适度进入”。再如文件表示要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在笔者看来实际上对学科类校外培训已不仅是“压缩”的问题,而是一律禁止,否则不仅有失公平,还会留下寻租的机会。

以上所举并非笔者“吹毛求疵”,而是鉴于“双减”政策关系到亿万百姓家庭的切身利益,兹事体大,文件中的每一句话都可能被下面“放大”,起草者应该审慎措辞。说到这里,笔者想特别提出一个问题:对于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政策十分明确地表示要“严加控制”,实际已不允许它们开展活动(试想排除了“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它们已找不出可以培训的时间),但是对于个人的“私教”行为,是否允许呢?要知道,“家庭教师”这一职业古已有之,在国外也普遍存在,除了专职从事者,不少“家教”是由在校大学生兼职的,作为他们“勤工俭学”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他们肯定都没有“教师资格”,而这些“私教”的内容又大多属于学科类范畴,吾国是否允许这一行当的继续存在?如果一概禁止,吾国恐将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私教”的国家。

有意思的是,笔者看到有报道说,“双减”政策落地以后,学科类培训机构自是一片哀鸣,但有一个行业却想趁机而起、“趁虚而入”,那就是家政行业。原来它们从中看到了“商机”,意欲发展所谓的“高级家政”,所提供的服务当然不是打扫卫生、买菜烧饭之类,而是专门辅导孩子学习的“陪读”——其实就是改头换面的“家教”。对这样的“新兴职业”,管理部门又将如何待之呢?

由此可见,不管叫“家教”也好、叫“高级家政”也罢,家庭对小孩“课外辅导”的市场需求,始终都在那里摆着,事实上还十分旺盛。是无法用行政手段就能让其“烟消云散”的。这就涉及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何才能从根源上实现“双减”?

这里笔者不得不提起自己前不久发布的另一篇博文《 梳理“取中考”的逻辑依据》,引述有“学者型企业家”之称的梁建章先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心思想是当今校外培训活动如此之盛,造成中小学生负担普遍过重,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有一根无形的“指挥棒”在起作用,这就是从小升初、中考直到高考这一路上升学考试的存在,令亿万学生和家长为之“竞折腰”,从而形成“应试教育”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鉴于目前管理部门已经开始逐步取消小升初考试,今后小学生更多地将直升初中且实行分片而不再是“择优录取”(这意味着将取消所谓的“重点小学”),梁先生建议初中升高中也可以这样做,为此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取消中考。因为随着吾国国力的增强,现如今的高中教育已不再是稀缺资源,完全可以普及(笔者甚至认为应该将高中也纳入义务阶段,即将现行的“九年义务教育”升级为“十二年义务教育”),因此已经不需要中考。将来条件成熟(事实上吾国现在的高校录取率已接近九成,高等教育也算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稀缺资源),还可以进一步取消一般性的高考,所谓的“升学考试”将只保留在本科生晋级为研究生。如此一来,至少在现阶段,从小学到高中,不再有升学考试,把这根“指挥棒”去掉了,势必将大大减轻学生们的竞争压力,家长们也就无需拼命要让自己的孩子去参加各种校外学科类培训了,因为你“培训”得再好也失去了实用意义:没有了考试,哪来的“应试”?对孩子们而言,当然大大减轻了他们的负担,而那些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自然也就没有了“培训方向”,即使还会存在,也只能着重于“基础学习”,无法再冲着各种升学考试去了。

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对于“双减”来说,梁先生的这一建议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之举。不然的话,假如以“择校”为目的中小学升学考试还在前路上等着,就不可能让学生和家长不加以“重视”。这就相当于只要灶膛里的火还在烧着,无论怎样都难以使锅里的水变凉。——这难道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吗?故此笔者十分赞同梁先生的建议,并为他的这一“创意”拍案叫绝。

无独有偶,近日笔者又看到另一位专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也跟梁先生有相似的看法,日前他接受第一财经的采访,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谈了对此问题的看法,笔者以下摘引他的部分访谈内容以飨读者。

与梁先生的看法一样,姚先生也认为当今中小学存在“过早分流”的问题。所谓“过早分流”,就是在中小学阶段通过升学考试根据成绩分出高低,以便让那些名校“择优录取”,亦即俗称的“掐尖”。这种做法既不符合“教育公平”的原则,以姚先生的说法,也有违吾国产业升级的路径。他举例说,现在只有一半孩子可以上普通高中(笔者按:按现行制度,另一半只能上职高,由此更加剧了中考的竞争,加重了初中学生的负担),这就属于“过早分流”,应该让所有孩子读完普高之后再选择上职业高校还是普通大学。

姚洋指出:“双减”政策对课外补习、择校都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政策体系现在还不完整,对高中这一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规定尚不明确。他痛感“我国中小学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学生无谓的学习太多了,这就是内卷。没有几个人愿意内卷,但每个人又被迫内卷”,每个家长都被迫把自己的孩子放到“跑步机”上越跑越快。大量没有意义的刷题浪费了孩子太多的时间,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这种教育制度不利于建立创新型社会。他指出,培养创新型的人才首要的是把学生从这些无用的内卷中拯救出来,给孩子、家长减负。但仅靠打击课外班是没有办法实现减负的,课外补习很快会化整为零,转入地下。

为此,姚先生建议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将初中高中合并为一贯制中学,并严格规定不能择校(这与梁先生的看法所见略同)。他举那些“超级中学”为例,指其是一种很坏的制度,通过“掐尖”将好学生都“掐”走,以此追求超高的升学率,也让那些“剩”下的学生觉得自己是二流的,影响了他们学习的动力。

在笔者看来,其实所谓的学科类校外培训,包括“名牌中小学”、“超级中学”之类,只不过是“应试教育”的一种“副产品”,是中小学升学考试这根“指挥棒”下的必然产物。因此还是姚先生说得对,我们的教育改革不能再只抓皮毛,只采取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而是要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

笔者也认为,吾国的教改应该从“源头”抓起,关键是要推行中小学教育资源配置的“均等化”。为此笔者要为北京市推出的一项教改措施点赞,该市决定,拟在新学期大比例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的校长交流轮换、骨干教师均衡配置与普通教师派位轮岗。

拉拉杂杂说了这些,言不及义之处,请多包涵。

                                                 2021年9月6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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