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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中等收入陷阱”

·未名周记(2119)·

另一种“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要义:4亿中产的绝对数量堪称世界第一,但以吾国的总人口计算,占比不到1/3。而其它的2/3,富人肯定是少数,大部分为中低收入者。显然这样的“形状”肯定还够不上“橄榄型”。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积聚的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爆发。这一概念系世界银行2006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先提出,此后被广为引用。论者通常举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等国的实践为例。

吾国政界、学界近年来也开始讨论如何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这本身就证明了吾国经济发展的进步,盖因按照世行的定义,人均收入4000美元—12700美元才算是中等收入国家,才有“资格”谈及这一问题。根据吾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0年吾国的人均GDP已连续第二年超过1万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在几十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需知改开之前吾国的人均GDP只有几百美元。

当然“人均GDP”跟“人均收入”这两个概念还是有区别的(笔者看到很多人经常“混为一谈”)。据统计局公布,2020年吾国全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89元人民币,约合5千美元。但即便以此计算,按照世行的标准,吾国仍然已迈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

不仅如此,吾国经济增长的步伐并没有就此停滞。虽然2008年遭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后,吾国从此告别了两位数的高增长时期,但此后十几年的GDP仍能保持平均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去年吾国经济又遭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损害,但由于在全球范围较早地控制住了疫情并复工复产,全年GDP增速仍有2.3%,成为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今年一季度吾国经济又出现明显的“报复性反弹”,GDP增速达到惊人的18.3%,看上去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全年6%以上的增长预期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笔者罗列了以上这些几乎人尽皆知的数据,是想说明:至少在目前,吾国并无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之虞,因为该“陷阱”的“首要条件”是经济增长停滞,而吾国的经济增长虽比高峰期已然放慢,但依然保有较快的增速。所以,世行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至少在目前离我们还相去甚远。笔者此文借用这一概念,想说的是另一种“中等收入陷阱”——中产阶层的占比偏低。

也许有人会立即提出异议:根据官方统计,吾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已达4亿,数量之多堪称全球第一,何来“陷阱”之说?

4亿中产的确不少,然而这是个绝对数量,需知吾国的总人口有14亿,从比例来看,4亿中产只及14亿总人口的不到1/3。而通常认为,一个国家的中产占比至少要达到一半乃至六七成,才能形成一种“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即中等收入者占多数,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均占少数。这种“橄榄型”结构不仅符合“共同富裕”的理念,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故此被公认为一种良性的收入分配结构。以此衡量,吾国现在离形成“橄榄型”结构还有不小的距离。

事实上早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就提出了“逐步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的改革预期。如今八年过去了,吾国不仅早就发展壮大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在去年还完成了“脱贫攻坚”的战略性任务。以笔者的判断,吾国可能已成为全球唯一消灭了“绝对贫困”(当然是按国内现行标准)的大国。从而为进一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实话实说,消灭“绝对贫困”并不等于已经形成了“橄榄型”的分配结构,还要看中产阶层和低收入人群的各自占比。 最近笔者在财新网上看到由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李实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杨修娜合撰的一篇报告《中国中等收入人群到底有多少》。报告使用了国际学术界四种不同的界定标准来估算,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吾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仍明显偏低。报告称:若基于欧盟28个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0%-200%作为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吾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仅为24.7%;而西欧的英德法、北欧的挪威、北美的加拿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都在70%左右;虽然美国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略低,为55.9%,但其高收入者占到30.5%;亚洲的韩国、日本,中等收入者比重也都在60%以上;就连俄罗斯也达到了49.3%。

不过笔者还是想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亿中产”为本文的依据。如上所说,4亿中产的绝对数量堪称世界第一,但以吾国的总人口计算,占比不到1/3。而其它的2/3,富人肯定是少数,大部分为中低收入者。显然这样的“形状”肯定还够不上“橄榄型”——如果不说它仍属于“圆锥型”的话。

笔者还注意到,国家统计局公布“4亿中产”的数据,是在前年亦即2019年,而2020年吾国又遭遇新冠疫情的冲击,以此判断,4亿中产的数量现实即便没有减少,但也难有明显的增加。 这就是笔者所说的“另一种‘中等收入陷阱’”。正如李、杨两位学者的上述报告所指出的:吾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任重而道远”。

那么,过去几十年吾国经济取得了如此之大的发展成就,无论从GDP总量还是人均GDP看,都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为何时至今日仍未形成“橄榄型”的分配结构呢?以下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几点粗略思考。

首先,吾国中产阶层占比不高,跟吾国城市化水平不足、导致城乡差别依然明显存在直接相关。笔者这里指的是“人的城市化”,即原有的大部分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据统计目前吾国的农村人口仍有8亿多,虽然其中有2亿多农民工进城打工,但他们中的大部分未能在城市“安家落户”。做一个简单的减法,可知吾国真正的城市居民(以拥有城市户籍为准)数量还不到6亿,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足五成。而按国际通行标准,一国是否实现了城市化,要看城市人口能否占到总人口的至少七成以上。纵观全球,凡是中产阶层占多数的国家,无一不是早就实现了城市化。而吾国现在的城市户籍人口占比还不到一半,还没有实现通常意义上的城市化。也就是说,吾国的现状是农村人口还是太多。

虽然城市化并不是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的充分条件,但肯定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为什么呢?盖因城市具有聚集效应,一个国家的工商业主要集中在城市,因而城市所能产生的可分配财富要比农村多得多,中产阶层自然也多。这倒不是说农村就无法培育中产阶层,但由于农业生产所能产生的附加值远低于工商业,如果农民的数量太多,那就势必形成较多人参与分配较少附加值的格局,产生中产阶层的机率自然要比城市小得多。故而唯有让大部分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才能扩大中产阶层的基数;与此同时,当农民的数量减少到一定水平,让较少的人参与分配农业附加值,才能提升农民跻身于中产阶层的机率。

前不久笔者还看到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责任教授蔡继明撰文指出,“城市化”和“城镇化”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以此衡量,吾国的城市化率远低于城镇化率。他指按现行口径统计,吾国城镇常住人口中,有5亿多居住在684个县级以上城市,另有3亿多居住在2万多个建制镇中。故此他认为,吾国严格意义上的人口城市化率甚至还不到40%(界面新闻)。而以笔者的观察,大城市的居民收入一般都高于小城镇,这恐怕也是吾国的中产阶层占比不高的原因之一。

其次,由于吾国的市场经济是由政府主导的,同时又强调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因而在总体的分配格局中,政府及其国企获取的“蛋糕”较多。这有一个数据为证:吾国的民营企业数量虽然占比八成以上,就业人口占比在九成左右,但它们的税收贡献却与国企差不多,这说明国企赚取的利润远比民企来得高,后者是以较多的就业人口分得相对较小的“蛋糕”。尽管吾国的富人大多为民营企业主,但民企普通员工的收入却赶不上国企员工;又由于民企的员工数量远多于国企,因此产生中产阶层的机率就较小。这是就一般情况而言。虽然民企中有些新兴产业由于创新而抢得了市场的先机,获得的利润和员工的收入较高,但那毕竟是少数。

另一个可资佐证的现象是:吾国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高铁、高速公路、桥梁、港口等等基础设施建设已臻世界一流水平,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而这些基建项目多是由政府和国企出资,尽管其中有一部分投资来自于举债,但这也证明政府在“蛋糕切分”中拥有较大的份额,否则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搞基建的。在给定“蛋糕”总量的前提下,自然是“有多必有少”,亦即普通劳动者所分到的“蛋糕”相对较小,从而不利于中产阶层数量的增加。

再次,虽然吾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但总体的社保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较低。这其中当然有吾国人口庞大的原因,但社保水平的高低与中产阶层的多少直接相关,这也应该是一个不争的道理。盖因社保水平越高,个人的日常支出就会相对减少,其“净收入”就会相对较多,一部分人就可以从中低收入阶层“晋升”到中产阶层。

比如笔者在上周的一篇博文中主张应尽早实现全民的免费医疗,指看病治病是人人仅次于“吃饭”的第二需求,而当今人类社会所创造财富应该首先用于满足这两大基本需求,再论其它。试想,如果能实现全民的“免费医疗”,那将让百姓们省下一大笔开支,从而在实际上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不仅是医疗,教育方面也是如此。众所周知,现如今一个家庭的教育费用占其总开支的相当一部分,如果能将义务教育的年限从九年增加到十二年,公立中小学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免费教育”(所谓“真正意义”,是指杜绝那些各种名义的乱收费以及“公校民办”等乱象),让老百姓的孩子上学不用花钱,意味着又能为他们增加不少的收入。

再拓展开来看,现在人人必须缴纳的所谓“五险一金”,也有可以“缩减”之处。比如被人们诟病已久的“住房公积金”收得就很没有道理,至少已“不合时宜”。职工们买不买房,要不要为买房存钱,那完全是他们个人的意愿和选择,犯不上强制性地统一收缴;况且属于“私产”的这笔钱还不能自由支配,岂不荒谬?莫不如“还权于民”,自己的钱让他们自己做主,这样每月又可多了些收入。

说到房子,不能不提及如今的高房价给百姓带来的沉重负担,许多家庭几代人的收入和储蓄都用于买房的“首付”和“还贷”,无形中等于提高了他们进入中产阶层的“门槛”。只是此事说来话长,而且人人知晓,此处不议也罢。

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你说了那么多,怎么就没提到“增加工资”呢?这样岂不是更能直接地“培育”中产阶层吗?对此,笔者的考虑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可能“一声令下”让企业普遍涨工资,所能做的只是酌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内部的分配最终还是要由经济规律说了算,毕竟现今已不是“打土豪,分田地”的时代了。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现在吾国企业中员工的基本权益确实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前不久领导提出吾国正在积极考虑加入CPTPP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该协定中就有关于劳工权益的条款。如果未来吾国加入CPTPP并遵守这些条款,亦将在实际上增加劳动者所得,因为这些权益是可以转化为收入的。

说来说去,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如何合理“切分蛋糕”的问题。笔者认为,在现有的财富总量之下,通过改革调整“切分蛋糕”的方式,吾国的中产阶层数量是可以增加的。本文提出的以上几个问题如果确实存在,那么解决之道自然也就在其中了。而这些改革的钥匙还是掌握在权力者的手中,也就是要“由上而下”地推行,如果“由下而上”,恐会影响到“维稳”。

当然如何“做大蛋糕”也同样重要,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笔者的意思是,趁着吾国经济还在“稳中有进”,每年都还有不错的增长业绩,短期内不会有跌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忧,应该抓住这一窗口期,适时调整“切分蛋糕”的机制,尽可能让更多的人上升为中产阶层。目前的4亿中产还不够,最好能增加到5、6亿乃至更多,如此我们的社会将更加稳定,更能可持续发展,不会掉入笔者所说的“另一种‘中等收入陷阱’”。

当然这些改革和调整不可能一蹴而就,比如即使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并不等于就能自动跻身于中产阶层,还要看他们今后在城市里的发展。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能让农民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把他们在农村的土地和住房权益转为自己得“财产性收入”,携带“第一桶金”迁徙到城市,他们成为中产阶层的机率就会大得多。这就涉及到如何深化当前的土地制度改革。

总之,未来能不能越过这“另一种‘中等收入陷阱’”,有效地增加中产阶层的数量,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将是决定吾国能否实现现代化的一道重要的关隘。

                                                  2021年5月10日于竹径茶语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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