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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增长目标制”的再思考

·未名周记(2111)·

 

                        对“增长目标制”的再思考

 

本文要义:“增长目标制”是否会继续奉行,最终要看未来国内外市场的不确定性会有多大。

 

本文所说的“增长目标制”,专指以国家为单位,非指企业。因为任何企业每年都会制订自己的业绩增长目标,但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每年都定下GDP的增长目标(或称预期目标),在笔者所见的有限范围内,此种现象似乎惟吾国才有。

客观而论,自吾国建国以来,绝大多数年份都实行“增长目标制”,即使在改开之后,也仍然延续了这一传统。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去年——2020年。这一年吾国破天荒地未设经济增长目标。原因显而易见: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实在太大了,吾国也不例外,故此这一年的经济表现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一动不如一静”,还是不设增长目标为好,因为你无法预知这一年的经济究竟会呈现何种状况。

所幸吾国凭借自己的体制优势,在大国中较早地遏制住了新冠疫情并复工复产,到年底算账,吾国2021年的GDP增速为2.3%,成为当年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3%的增长率虽为吾国改开以来的最低经济增速,但正如领导所说,这一成绩“来之不易”。

新的一年来了,尽管全球疫情仍然相当严峻,但已经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吾国对疫情的控制仍然做得相当好,之前虽有几波小范围的复发,但很快就被扑灭。在此背景下,吾国今年是否会恢复以往的“增长目标制”,自然为国内外的经济界所关注。

而答案也随着吾国两会的召开而揭晓:3月5日,吾国政府工作报告宣布,2021年的预期增长目标,设定为6%以上。 在此之前,有国内经济学家曾建议,吾国应“趁势”取消“增长目标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先生还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文章,建议从今年开始永久性地取消GDP增长目标,转而把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最主要的目标,并在文中详述了他的理由。容笔者转述如下:

第一,如果GDP增速是一个官方目标的话,就可能出现地方习惯性的层层加码,把地方的GDP目标定得很高,从而加大隐性债务的金融风险,因为靠借钱来实现投资拉动GDP比其它办法都容易。

第二,强调GDP考核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地方虚报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

第三,2020年GDP增长速度存在一个很大的基数效应,因此今年GDP可能达到8.5%,那么是否应该把2020年的目标定到8.5%?假如定了,2021年如突然掉到五点几,解释起来就很费劲。

第四,把稳定就业、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市场经济下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普遍做法。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都已经放弃了把GDP增速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

在笔者看来,马骏先生所举的上述四点理由,其中前两点所说的实际上是“老问题”,过去也一直存在;第三点说的无非仍然是一种“不确定性”,但与去年比较起来,今年经济的“不确定性”已经大为减少;第四点是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相比较,然而吾国实行的本来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故此总的来看,马先生所举的这些理由说服力似嫌不足。

后来笔者在网上看到一篇署名为“智本社”的文章,也主张不设GDP增长目标,但所阐述的理由似比马骏先生说的更“理论化”。该文认为: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中,国家经济增长是无数市场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技术创新、市场交易、社会组织及经济政策复杂作用的结果,故此根本上说,市场是一个自发秩序,不是一个由权力主导的经济体系。任何个人、组织都无法确定经济目标和经济增速,也无法控制经济的不确定性。

该文认为,不设立经济增长目标符合奥地利学派一整套经济学理论。并引述奥派代表人物之一哈耶克的观点,指其从知识分散、自发秩序出发,推导出国家无目标理论(并非不作为),与过去的增长方式不同,现代国家没有必要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资源去实现。

笔者不是经济学出身,对经济学理论也所知不多,但过去几十年在改开浪潮的裹挟下,或被动或主动地接触了一些经济学常识,其中受米塞斯、哈耶克等奥派理论的影响较大,故此在关于是否应设经济增长目标的问题上,曾经一度也持否定性看法,记得几年前还曾写过一篇相关的博文,主要依据也跟上述所引专家之论庶几相同。 不过近两年笔者对这一问题又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概而论之,“增长目标制”虽然并不符合“自由经济”的理念,但它对吾国来说,却有它的实用价值,甚至是“中国模式”的核心所在。

此话怎讲?容笔者从上述“智本社”的那篇文章内容中再做一些摘引(略经编辑),并参杂一些自己的评述,以下分别以Z和C代称。

Z: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国家无增长目标论”是完全成立的。但是,中国现在依然是一个“转轨型国家”。转轨型国家与自由市场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有大量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政府对经济信息及资源的掌控力很强,故此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只有政府打开资源闸门,市场才能够发挥作用。

C:同意。从“转型国家”的角度来解释“增长目标制”,这个逻辑是成立的。正因为这些年来吾国“有大量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所以政府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掌控经济的增长速度。比如每当经济出现低迷状态时,政府可以通过上马新的项目、放松货币政策、增加举债投资等手段来“保增长”或“稳增长”。这在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几年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Z: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企业与个人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而是由于政府掌握着大部分资源与市场权力,包括土地、资本及经营许可权等。过去四十年,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也是政府资源对外释放、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

C:此说或可视为对上一段论述的“但书”,亦即:政府虽因掌控大部分资源和权力而拥有对市场的巨大影响力,但毕竟做不到“随心所欲”地把控经济的增长速度。当经济形势出现较大变化时,政府只能实施有限的“逆周期”调控而无法将其整个儿逆转,所以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这十几年来,吾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实际增速在“且战且退”,从之前的两位数逐渐降到近几年的6%。

Z:改开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是官僚激励体系。这套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促使政府不断地释放资源。2008年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撰写了《中国的经济制度》,指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但张五常的县际竞争机制不能算是经济学理论,只能算是中国改革的经验总结。县际竞争机制下的GDP政绩考核,很大程度上释放了政府手上掌控的资源和权力。地方政府用自己手中控制的土地兴建了许多产业园区,更多的垄断领域逐渐向社会资本开放,更多的外资及技术引入中国。可见以GDP为考核的官僚激励体系,是释放资源、解除管制、打破垄断、促进市场兴起的重要动力。

C:确实如此。笔者之前曾对张五常先生的“县际竞争是最好的制度”之说不以为然,然而从实证来看,其效果却是显著的。说张先生此言不算经济学理论只能算是中国改革的经验总结,也是实事求是的。这让笔者再次想起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当然这种激励方式和增长方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有严重的官场腐败和社会贫富分化现象,包括资源透支、债务高企以及雾霾等环境污染的事实为证。

Z:转轨经济后期,经济目标将逐步转弱。只有到了真正的自由市场时期,才能推行哈耶克主张的“国家的无目标性”。此时资源集中度相对较低,政府掌控力度有限,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既无力又无效。政府的主要目标将是建立法治体系、提供公共用品、提高社会福利、降低交易费用。

C:从逻辑而言确是如此。但问题在于,吾国是否要朝着“自由经济”的目标继续转轨?从现实来看,那些奉行“自由经济”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远不如吾国来得快,既然如此,吾国凭什么要向它们“看齐”?这让笔者想起体育竞赛中的一条“潜规则”:凡两支球队比赛,先作出改变的应是落后的一方,领先的一方通常不会调整自己的阵容和打法。

当然,也正如体育竞赛中有“常胜者”而没有“永胜者”,“中国模式”能否持续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待于未来实践的检验。但至少在吾国遇到真正的发展瓶颈之前,不大会也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打法”。

笔者不想隐瞒自己的倾向:从理念上还是信奉“自由经济”的,这不仅只是关系到经济的发展,更关乎能否实现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如恩格斯所说,人类首先必须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它;但人类又毕竟不同于其它动物,其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吃喝住穿。而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说,吃喝住穿等等固然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有力量”的需求,但在此之后还有安全、爱和归属、尊重、认知等等更高层次的需求,直至“自我实现”和“超越个人自我的价值观”。同理,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上,也可以这样看,套用一句民间俗语来说,一个国家没有GDP是万万不行的,但仅有GDP而缺乏其它“配套”也是不行的。正因为如此,吾国虽然一直坚持实行“增长目标制”,但领导也一直反对“唯GDP论”。虽然理论与实践总是会有些脱节的。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自己在去年7月曾写过的一篇博文,题目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找到了》。文中引述了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李录先生在其新著《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里提到的一个观点,并由笔者加以“发挥”。简言之,吾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其实就是由“看得见的手”来引领“看不见的手”,这种模式在国家处于“追赶者”位置时会有较高的效率,因为前人走过的路已经铺好,方向、目标也很明确,很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供引进使用,只需照原路或是抄近路赶上,此时吾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能得以充分发挥;然而,当我们一旦追赶上或接近于先进者之后,情况就起了变化:一方面我们原来的“比较优势”逐渐削弱,另一方面与先行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近,从而引起了它们的警惕,开始对我们存有戒心。更重要的是,此时前行的道路不像先前那么明确,不确定性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政府为主导”或者说“行政+市场”的发展模式遇到了真正的挑战。特别是,当现代化的3.0科技文明开始在市场中扮演主要角色时,更需要以“创造性的破坏”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而这种“创造性的破坏”是政府最不擅长的,唯自由市场方能胜任,这就需要“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乃至“决定性作用”,如果此时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仍以政府为主导,很可能将不再具有之前的优势。

上述观点也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帮助我们来较为全面地理解“增长目标制”的过去与未来。以上是笔者对“增长目标制”的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

最后还是回到一个现实的问题。之前不少经济学家预测,由于去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经济增长的基数较低,今年吾国的经济同比增速可能会出现“报复性反弹”,乐观者预计会达到8%以上甚至更高,为何实际却定为“6%以上”呢? 对此,国务院领导已经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给予了解释,无需笔者赘言,在此只想补充一点:

鉴于去年一季度吾国受疫情影响,当季GDP增速跌至负的6.8%,今年同期的经济同比增速自然会很高(笔者认为可能达到10%以上),但由于去年二季度以后吾国经济逐渐恢复,基数也随之而不断提高,故此今年的GDP同比增速自然会逐季下降,下半年的同比增速肯定会较上半年来得低,从而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另一方面,由于受疫情的影响,吾国的消费迄今未能恢复到疫情前正常的增长水平;从当前的全球疫情来看,还不能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拐点,今年之内恐难以完全终结,这也必然会对吾国经济带来一些不利因素;再者,美国政府为了“救市”一而再地实施规模庞大的刺激计划,从去年至今推出了美国版的“4万亿(美元)”计划,依仗其“美元霸权”肆无忌惮地“大水漫灌”,这也将对吾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我们的人民币尚未实现国际化,无法像美元那样可以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等等这些原因,都给吾国的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概言之,“增长目标制”是否会继续奉行,最终要看未来国内外市场的不确定性会有多大。

                                                2021年3月15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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