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2111）·

                        对“增长目标制”的再思考

本文要义：“增长目标制”是否会继续奉行，最终要看未来国内外市场的不确定性会有多大。

本文所说的“增长目标制”，专指以国家为单位，非指企业。因为任何企业每年都会制订自己的业绩增长目标，但作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每年都定下GDP的增长目标（或称预期目标），在笔者所见的有限范围内，此种现象似乎惟吾国才有。

客观而论，自吾国建国以来，绝大多数年份都实行“增长目标制”，即使在改开之后，也仍然延续了这一传统。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去年——2020年。这一年吾国破天荒地未设经济增长目标。原因显而易见：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实在太大了，吾国也不例外，故此这一年的经济表现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一动不如一静”，还是不设增长目标为好，因为你无法预知这一年的经济究竟会呈现何种状况。

所幸吾国凭借自己的体制优势，在大国中较早地遏制住了新冠疫情并复工复产，到年底算账，吾国2021年的GDP增速为2.3%，成为当年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3%的增长率虽为吾国改开以来的最低经济增速，但正如领导所说，这一成绩“来之不易”。

新的一年来了，尽管全球疫情仍然相当严峻，但已经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吾国对疫情的控制仍然做得相当好，之前虽有几波小范围的复发，但很快就被扑灭。在此背景下，吾国今年是否会恢复以往的“增长目标制”，自然为国内外的经济界所关注。

而答案也随着吾国两会的召开而揭晓：3月5日，吾国政府工作报告宣布，2021年的预期增长目标，设定为6%以上。 在此之前，有国内经济学家曾建议，吾国应“趁势”取消“增长目标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马骏先生还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文章，建议从今年开始永久性地取消GDP增长目标，转而把稳定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政策最主要的目标，并在文中详述了他的理由。容笔者转述如下：

第一，如果GDP增速是一个官方目标的话，就可能出现地方习惯性的层层加码，把地方的GDP目标定得很高，从而加大隐性债务的金融风险，因为靠借钱来实现投资拉动GDP比其它办法都容易。

第二，强调GDP考核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地方虚报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

第三，2020年GDP增长速度存在一个很大的基数效应，因此今年GDP可能达到8.5%，那么是否应该把2020年的目标定到8.5%？假如定了，2021年如突然掉到五点几，解释起来就很费劲。

第四，把稳定就业、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市场经济下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普遍做法。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都已经放弃了把GDP增速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

在笔者看来，马骏先生所举的上述四点理由，其中前两点所说的实际上是“老问题”，过去也一直存在；第三点说的无非仍然是一种“不确定性”，但与去年比较起来，今年经济的“不确定性”已经大为减少；第四点是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相比较，然而吾国实行的本来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故此总的来看，马先生所举的这些理由说服力似嫌不足。

后来笔者在网上看到一篇署名为“智本社”的文章，也主张不设GDP增长目标，但所阐述的理由似比马骏先生说的更“理论化”。该文认为：在一个市场经济体中，国家经济增长是无数市场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技术创新、市场交易、社会组织及经济政策复杂作用的结果，故此根本上说，市场是一个自发秩序，不是一个由权力主导的经济体系。任何个人、组织都无法确定经济目标和经济增速，也无法控制经济的不确定性。

该文认为，不设立经济增长目标符合奥地利学派一整套经济学理论。并引述奥派代表人物之一哈耶克的观点，指其从知识分散、自发秩序出发，推导出国家无目标理论（并非不作为），与过去的增长方式不同，现代国家没有必要为整个共同体制定统一的目标并集中资源去实现。

笔者不是经济学出身，对经济学理论也所知不多，但过去几十年在改开浪潮的裹挟下，或被动或主动地接触了一些经济学常识，其中受米塞斯、哈耶克等奥派理论的影响较大，故此在关于是否应设经济增长目标的问题上，曾经一度也持否定性看法，记得几年前还曾写过一篇相关的博文，主要依据也跟上述所引专家之论庶几相同。 不过近两年笔者对这一问题又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概而论之，“增长目标制”虽然并不符合“自由经济”的理念，但它对吾国来说，却有它的实用价值，甚至是“中国模式”的核心所在。

此话怎讲？容笔者从上述“智本社”的那篇文章内容中再做一些摘引（略经编辑），并参杂一些自己的评述，以下分别以Z和C代称。

Z：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国家无增长目标论”是完全成立的。但是，中国现在依然是一个“转轨型国家”。转轨型国家与自由市场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有大量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政府对经济信息及资源的掌控力很强，故此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只有政府打开资源闸门，市场才能够发挥作用。

C：同意。从“转型国家”的角度来解释“增长目标制”，这个逻辑是成立的。正因为这些年来吾国“有大量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上”，所以政府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掌控经济的增长速度。比如每当经济出现低迷状态时，政府可以通过上马新的项目、放松货币政策、增加举债投资等手段来“保增长”或“稳增长”。这在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几年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Z：这并不是说政府在经济增长中起到多大的作用（企业与个人才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而是由于政府掌握着大部分资源与市场权力，包括土地、资本及经营许可权等。过去四十年，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也是政府资源对外释放、市场逐渐形成的过程。

C：此说或可视为对上一段论述的“但书”，亦即：政府虽因掌控大部分资源和权力而拥有对市场的巨大影响力，但毕竟做不到“随心所欲”地把控经济的增长速度。当经济形势出现较大变化时，政府只能实施有限的“逆周期”调控而无法将其整个儿逆转，所以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这十几年来，吾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实际增速在“且战且退”，从之前的两位数逐渐降到近几年的6%。

Z：改开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是官僚激励体系。这套以GDP为核心的考核体系，促使政府不断地释放资源。2008年经济学家张五常曾撰写了《中国的经济制度》，指以县际竞争为代表的地区间竞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根本原因。但张五常的县际竞争机制不能算是经济学理论，只能算是中国改革的经验总结。县际竞争机制下的GDP政绩考核，很大程度上释放了政府手上掌控的资源和权力。地方政府用自己手中控制的土地兴建了许多产业园区，更多的垄断领域逐渐向社会资本开放，更多的外资及技术引入中国。可见以GDP为考核的官僚激励体系，是释放资源、解除管制、打破垄断、促进市场兴起的重要动力。

C：确实如此。笔者之前曾对张五常先生的“县际竞争是最好的制度”之说不以为然，然而从实证来看，其效果却是显著的。说张先生此言不算经济学理论只能算是中国改革的经验总结，也是实事求是的。这让笔者再次想起歌德的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当然这种激励方式和增长方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有严重的官场腐败和社会贫富分化现象，包括资源透支、债务高企以及雾霾等环境污染的事实为证。

Z：转轨经济后期，经济目标将逐步转弱。只有到了真正的自由市场时期，才能推行哈耶克主张的“国家的无目标性”。此时资源集中度相对较低，政府掌控力度有限，制定经济增长目标既无力又无效。政府的主要目标将是建立法治体系、提供公共用品、提高社会福利、降低交易费用。

C：从逻辑而言确是如此。但问题在于，吾国是否要朝着“自由经济”的目标继续转轨？从现实来看，那些奉行“自由经济”的国家，其经济增长速度远不如吾国来得快，既然如此，吾国凭什么要向它们“看齐”？这让笔者想起体育竞赛中的一条“潜规则”：凡两支球队比赛，先作出改变的应是落后的一方，领先的一方通常不会调整自己的阵容和打法。

当然，也正如体育竞赛中有“常胜者”而没有“永胜者”，“中国模式”能否持续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有待于未来实践的检验。但至少在吾国遇到真正的发展瓶颈之前，不大会也没有必要改变自己的“打法”。

笔者不想隐瞒自己的倾向：从理念上还是信奉“自由经济”的，这不仅只是关系到经济的发展，更关乎能否实现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如恩格斯所说，人类首先必须要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其它；但人类又毕竟不同于其它动物，其存在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为了满足吃喝住穿。而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说，吃喝住穿等等固然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也是“最有力量”的需求，但在此之后还有安全、爱和归属、尊重、认知等等更高层次的需求，直至“自我实现”和“超越个人自我的价值观”。同理，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上，也可以这样看，套用一句民间俗语来说，一个国家没有GDP是万万不行的，但仅有GDP而缺乏其它“配套”也是不行的。正因为如此，吾国虽然一直坚持实行“增长目标制”，但领导也一直反对“唯GDP论”。虽然理论与实践总是会有些脱节的。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自己在去年7月曾写过的一篇博文，题目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原因找到了》。文中引述了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李录先生在其新著《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里提到的一个观点，并由笔者加以“发挥”。简言之，吾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其实就是由“看得见的手”来引领“看不见的手”，这种模式在国家处于“追赶者”位置时会有较高的效率，因为前人走过的路已经铺好，方向、目标也很明确，很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供引进使用，只需照原路或是抄近路赶上，此时吾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能得以充分发挥；然而，当我们一旦追赶上或接近于先进者之后，情况就起了变化：一方面我们原来的“比较优势”逐渐削弱，另一方面与先行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近，从而引起了它们的警惕，开始对我们存有戒心。更重要的是，此时前行的道路不像先前那么明确，不确定性大为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原来的“政府为主导”或者说“行政+市场”的发展模式遇到了真正的挑战。特别是，当现代化的3.0科技文明开始在市场中扮演主要角色时，更需要以“创造性的破坏”来最有效地配置资源，而这种“创造性的破坏”是政府最不擅长的，唯自由市场方能胜任，这就需要“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乃至“决定性作用”，如果此时的经济发展模式如果仍以政府为主导，很可能将不再具有之前的优势。

上述观点也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帮助我们来较为全面地理解“增长目标制”的过去与未来。以上是笔者对“增长目标制”的认识和再认识的过程。

最后还是回到一个现实的问题。之前不少经济学家预测，由于去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经济增长的基数较低，今年吾国的经济同比增速可能会出现“报复性反弹”，乐观者预计会达到8%以上甚至更高，为何实际却定为“6%以上”呢？ 对此，国务院领导已经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给予了解释，无需笔者赘言，在此只想补充一点：

鉴于去年一季度吾国受疫情影响，当季GDP增速跌至负的6.8%，今年同期的经济同比增速自然会很高（笔者认为可能达到10%以上），但由于去年二季度以后吾国经济逐渐恢复，基数也随之而不断提高，故此今年的GDP同比增速自然会逐季下降，下半年的同比增速肯定会较上半年来得低，从而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另一方面，由于受疫情的影响，吾国的消费迄今未能恢复到疫情前正常的增长水平；从当前的全球疫情来看，还不能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拐点，今年之内恐难以完全终结，这也必然会对吾国经济带来一些不利因素；再者，美国政府为了“救市”一而再地实施规模庞大的刺激计划，从去年至今推出了美国版的“4万亿（美元）”计划，依仗其“美元霸权”肆无忌惮地“大水漫灌”，这也将对吾国的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带来负面的影响，而我们的人民币尚未实现国际化，无法像美元那样可以向全球征收“铸币税”。等等这些原因，都给吾国的经济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概言之，“增长目标制”是否会继续奉行，最终要看未来国内外市场的不确定性会有多大。

                                                2021年3月15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