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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黄益平教授的一次演讲

·未名周记(2050)·

 

                               点评黄益平教授的一次演讲

 

本文要义:创新驱动型的经济意味着很多事情要从0开始,需要艰辛的探索,要冒更大的风险,此时应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仍由政府主导,成功的概率就会相应降低。

 

财新网日前发表《为什么会出现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的报道,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12月4日在深圳“国际变局与中国的创新挑战”专题研讨会上的演讲内容。笔者读后既受教益,又觉有话要说,遂以“点评”的方式写就此文。下文中的“H”为报道所述并经笔者略加整理的黄教授所言,“C”是笔者的点评。行文以报道的顺序为顺序。

H:黄益平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希克斯曾经指出英国发生工业革命的时候,它的蒸汽机技术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很成熟了,但是一直没有变成一个产业,原因在于缺乏金融的支持,必须有大量的成本比较合理的资金投入,才有可能把蒸汽机运用于纺织业、铁路和航运,所以金融在推动工业革命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今天中国的创新活动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C:这其实就是“资本”的作用。一项新技术发明诞生之后,若无资本的支持,它可能会长期“束之高阁”。惟资本投入之后,它才可能被推广开来,盖因新技术的推广是需要付出成本的。所谓资本无非是“一大堆钱”,本身并不产生财富,但当它与技术相结合,就会催生出新的生产力。

由于资本的天性是逐利,因而常常遭到人们的批判;但如果没有资本的投入,新技术就很难得到推广和应用从而造福于人类。曾几何时,资本在吾国被视为“万恶之源”,而改革开放之后吾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承认并发挥资本的作用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资本主义”的唯利是图是需要人类警惕和防范的,否则会造成贫富两级分化,因而需要“社会主义”加以制衡,以其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至少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里,二者不可偏废。

H:(在新技术的产生和推广过程中)有一些资金可以由国家来提供,政府直接推动和支持了很多创新活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创新需要金融部门来提供支持。这个恐怕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C:通过征税,一般而言政府拥有比本国任何企业更多的资本,有条件支持一些创新活动。但由于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再加政府无法判断哪一种新技术能够适应市场需求,存在所谓的“信息不对称”,因此政府的投入应该主要提供给基础学科的创新研究,而对于其应用则主要通过市场的实践。政府的资金属于公共资源,不应用于“冒险”。如黄教授所说,市场的创新主要应由市场的金融部门来提供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吾国的金融部门大多都是国有控股的,政府是其实际控制者,故此如何处理这种关系,需要进一步的探索和改革。

H:过去一段时间,在关于金融改革的讨论中,大家经常听到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变得比较弱。其中一个突出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在发生改变,由过去的要素投入型逐步向创新驱动型发展。

C:以笔者的理解,黄教授的意思是,要素投入型与创新驱动型,这两种增长模式是有区别的。前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追赶型”,由于是“后发者”,很多技术和管理经验可以向“先行者”学习引进借鉴,即实行“拿来主义”,此时的发展路径比较明确,政府手里的资本包括政府控股的金融机构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但创新驱动型的经济意味着很多事情要从0开始,需要艰辛的探索,要冒更大的风险,此时应该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仍由政府主导,成功的概率就会相应降低。

H:中国的金融体系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在企业外部融资当中的贡献占到85%以上,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这套体系以间接融资为主。二是“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相对比较多”。北大国发院构建了一个金融抑制指数,根据2015年数据,对全世界130个国家的金融抑制指数进行排名,中国排在第14位。概言之,即便我们市场化改革已经搞了40多年,政府对金融体系干预程度相对还是比较高的。

C:上面讲到,在要素投入型即追赶型的发展阶段,政府的干预如黄教授所言,“应该说是正面作用超过了负面作用”,这也正是过去几十年“中国模式”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但亦如其所说,“任何一个政策都有正反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当进入创新驱动型的发展阶段时,情况起了变化,原来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也应“与时俱进”,随之而改变为以市场为主导。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但是从一种模式切换到另一种模式,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亦如全会所提出的,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H:今天为什么会出现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过去低端制造业扩张,制造业的特征是不确定性和市场产品管理风险相对比较低;现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创新则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现在逐步逼近国际经济技术的前沿,“我们将来要做的很多事情,并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做的,甚至有很多事情人家没有做过,这个时候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要求就突出起来。”所以我们过去这一套政府干预比较多、银行为主的体系就变得不是那么有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有效性下降了。

C:之所以会出现“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的现象,除了黄教授所指出的上述原因,笔者认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自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包括吾国连续多年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今年因新冠疫情的暴发而更甚),释放出大量的流动性,这些救助政策虽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可避免地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因为经济学证明,过量的流动性会扭曲市场价格,具体表现为实体经济的盈利性下降,而资产市场(如美国的股市、吾国的房市)却“兴旺发达”。商业银行毕竟是要赚钱的,在实体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其放贷的积极性自然就会减弱。

H:故此,下一步金融领域要深化改革,要用新的金融格局来支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金融结构要发生一些改变。就现状来说,我们的银行在金融体系当中的比重不是一般的大,占到85%以上,“过去没问题,将来可能有问题。”原因在于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比较适合赶超型的经济。这种模式下,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相对来说确定性大一些,风控也相对容易做;但是对于领先型的经济,资本市场是更好的标配,原因就在于能够直接投融资,它可以更好地识别风险、共担风险。这个在我们经济转型过程当中至关重要。

C:前面说过,商业银行是要赚钱的,主要靠是“存贷差”,由于存款利息的支付是刚性的,如果放出去的贷款收不回来,银行就会亏损。这是在当前的形势下“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的深层原因。其实说“不支持”有些言重了,不是银行“不支持”,而是由于赚钱的机会变少了,放贷的风险增大了。就风险的承受度而言,相对于银行的这种“保守”,资本市场的确是“更好的标配”。

过去曾有人说股市是“冒险家的乐园”,此话虽然说得有些极端,但也不无道理,盖因人人皆知股市有涨有跌,所有证券公司的门口都贴有“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的标签,买股票的人赚了欢天喜地,亏了也不会怨天尤人。这就叫作“风险预期”。然而试想假若银行的门口也贴上“存款有风险,储蓄需谨慎”的警示,那将会怎样?银行对储蓄存款如果不能按期付息,立马就会出现“挤兑”。可见银行与股市对风险的承受度有很大的区别。而投资新技术、新产品需要冒更大的风险(当然也可能获得远远超过存款利息的回报),因而更适宜于股市。唯一的问题是如黄教授所指出的,政府一直在强调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为何吾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却一直不如人意?根本的原因又是什么?

H:第二,现在政府干预造成效率损失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所以下一步我们亟需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以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为例,“自2015年以后,央行再没有直接调整过存贷款利率,但实际上商业银行并不能做到完全自由地对贷款做风险定价,这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在过去这一段时间,监管部门不断要求商业银行每年都往下压贷款利率,基本上是逐年往下压一个百分点。但是从效果上看,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所以真正让金融机构很好地服务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实现市场化的风险定价。

C:都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笔者认为这两个概念还是有区别的。对中小微企业来说,真正的遇到的阻碍是“融资难”而不在于“融资贵”。因为相比较于大企业,中小微企业的经营风险更大,信息不对称的程度更高,按照市场的价值规律,后者的融资成本理应高于前者,这在全世界都是如此。但由于我们的银行基本上都是国有控股,政府不可能完全放开它们的“风险定价权”,虽然现在银行的贷款利息被允许有一定的浮动空间,但还远不足以激励它们对中小微企业的放贷积极性,这从银行贷款利率与民间贷款利率差别之大可以窥见,后者往往是前者的一两倍甚至更多。据统计近年来银行对中小微贷款的数额有所增加,但这往往是政府部门的行政命令压出来的,银行本身还是“不情不愿”的,因为它们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并不能根据价值规律来自主确定,政府还往往要求给予“优惠”,对银行来说是“不划算的买卖”。

说到银行的风险定价权,让笔者想起自己前年(2018年)曾经发过一篇谈论“利率市场化”的博文,文中谈到当年的4月,吾国时任央行行长宣布将逐渐统一现存的局部利率“双轨制”,以实现真正的、全面的利率市场化。笔者在那篇博文中说自己“闻听此言,不由一愣”,因为记得2016年3月,他的前任在一次演讲中曾表示,吾国的利率市场化应该说在2015年底之前基本上就已完成,金融机构都有了自主决定利率的权利。而按黄教授的上述说法,直到今天我们的银行依然还“不能做到完全自由地对贷款做风险定价”,这意味着实际上迄今还未能实现真正的利率市场化。

在此笔者只想复述两年前自己那篇博文中的这段话:“吾国如果要真要搞利率市场化,就绕不开一个前置性的改革:对大多数国有银行实行更高程度的‘混改’,将它们改造成真正独立自主的现代企业。政府不再绝对控股,国有资本不再是‘一股独大’,这样才能让商业银行真正成为具有独立性的市场主体,才有可能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产权改革必须置于价格改革之先,这个逻辑关系是不能颠倒的。”

H:第三,改善监管也很重要。中国过去40多年没有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在大型新兴市场经济当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不是因为我们监管做得好,是因为两点原因。第一,是持续的高速发展,能够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第二,跟它相匹配的政府兜底,哪个领域出了问题,政府能够兜着,投资者就充满信心。但这种方式长期是靠不住的,最终还是要有监管,因为需要监管帮助识别风险,帮助稳定、处置风险。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过去那一套办法还在延续,所以看一下过去这几年能想到的金融领域基本上都已经出过风险,但是都控制住了,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金融监管的改善变得非常迫切和至关重要。

C:吾国过去四十年为什么能成为“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国家”,笔者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并为此写过博文,大意是吾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讲求“全国一盘棋”,每当一些金融机构出现一些危机苗头时,总能调集资源将其扑灭于初发之时。然而这种方式是以资源和效率的损失为代价的;而且一个国家的经济金融长期没有发生过危机也未必就是绝对的好事,就像一个人长期不感冒,身体反而欠缺免疫力。因为市场经济需要优胜劣汰、推陈出新,而危机正是市场“出清”的机会。现在看到黄教授上面所说,颇有同感。他指“政府兜底”这种方式长期来看是靠不住的,可谓直率之言。他所说的“监管”,应该是指建立一套常规的制度。

不过在笔者看来,“政府兜底”亦属无奈之举,因为吾国大多数金融机构包括银行都是国有控股的,政府作为它们的“老板”,理应对其负有“无限责任”。要想摆脱“政府兜底”的困境,唯有实行产权改革。政府不再绝对控股,也就无需“兜底”,就可以按股份承担自己该有的责任,如此而已。

黄教授演讲的最后一部分是针对深圳当地的情况,笔者对此不甚了解,因此就说到这里吧。如有不当之处,请教授原谅笔者的外行。

                                                                     2020年12月14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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