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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将功成”及其它 ——附议中国经济的四大转型

·未名周记(2047)·

 

                                          “一将功成”及其它

                                               ——附议中国经济的四大转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先生是笔者比较关注的经济学家之一,前些天还曾在微博中夸他近日对国内一些城市落户政策的批评,他指这种政策“是把人划分了三六九等,不符合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笔者表示终于听到有专家为此等有违“平权”潮流的现象发声了。近日又看到姚先生发表于财新网的一篇文章,谈未来五到十五年“中国经济的四大关键转型”,对其中一些观点颇有“共鸣”,故不揣浅陋地“附议”一番。

姚文所讲的第一个转型是“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他指出,当前美国对吾国的技术封锁,是一种“两败俱伤”的策略,美国的企业也将因此承受损失,盖因美国芯片企业大约60%的市场在吾国。姚先生判断,如果拜登上台,美国针对吾国企业的所谓“实体清单”或许会压缩甚至有可能完全取消,但对吾国的技术封锁将会长期存在。故此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技术自主,特别是芯片领域,因为这是未来整个高科技产业的基础之一。

姚先生的这一判断在吾国已是从上到下的普遍共识,官方近期也特别强调要自主创新。引起笔者共鸣的是姚文提出的如下问题:我们常讲吾国有体制优势,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在很多方面是一个优势,比如防疫方面吾国做得最好,就得益于我们的体制优势。但是在经济层面上,是不是靠政府集中力量就能把事情办好?

的确,吾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在此次抗击新冠疫情中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任何客观看待事物的人都无可否认的。既然如此,对于诸如芯片研发等高科技领域的自主创新这样的“大事”,是否也能如法炮制呢?姚先生坦言“这恐怕很难说”。笔者也这样认为。

同样都是“大事”,造芯片与抗疫情有何不同呢?

姚先生解释说:在那些技术路线比较明确的产业,国家把资金动员起来集中给一个或几个企业去做是有可能成功的。比如做存储芯片,技术路线很明确,知道怎么去做,唯一要克服的是工艺问题,而工艺问题实际上是时间问题,所以国家单是为武汉的长江存储这一家企业就筹集了2000亿元资金,比建造港珠澳大桥这样的巨型基建所用的资金还多一倍。但是在多数技术创新领域,可能不是集中力量就能够成功,因为不知道创新点在哪里。

“不知道创新点在哪里”——笔者认为姚先生这句话可谓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以往的实践也已反复证明,凡是技术路线比较明确的项目,由政府调动资源集中力量的确可以取得显著的成效,甚至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吾国的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就以最快的速度把它们建成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对于高端芯片这样的项目,由于其技术路径没有那么明确(越高端越不明确),即使由政府主导投入大量的资金,也未必就能取得与高铁建设同样的效果。道理其实也很简明:好比一支军队,如果进攻的路径和方向不明,又如何能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呢?

经济学家们将这种情形称为“信息不对称”,并指这正是计划经济为什么会失败的原因之一,因为计划者无法克服自己这一天然的缺陷。这并非因为计划者不够聪明,事实上再聪明的人对未知领域也存在大量的“信息不对称”,只能由市场通过自由竞争不断地“试错”,优胜劣汰,最终探索出成功之道,而成功者必然是少数。

姚先生举阿里巴巴的创立和发展为例,指软银的孙正义当年给它投了大概3000万美元,在当时看起来是一次“大冒险”,但后来的回报率竟达2700倍!而在20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经济刚兴起的时候,和阿里巴巴同时起步的企业成千上万,可是大多数企业包括对它们的投资都失败了,阿里巴巴和孙正义属于少数的幸运儿。

孙正义可以这样“大冒险”,但是——讲完这个例子后,姚洋又说了一句“关键语”:“政府绝对不应该拿纳税人的钱去冒险投资”,因为成功的概率实在太低了。这让笔者想起吾国的一句老话,道是“一将功成万骨枯”。虽然以此况比可能过于“残酷”,但高技术领域的创新成功率很低,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如此又该怎么办呢?姚洋先生在其文中说:我们要搞关键领域的技术自主,一定要以企业为主,把创新交给企业,政府真正要做好的是保持市场竞争的公平。此话亦可谓“一语道破”。然而严格来说,企业还有国企、民企之分。姚先生只说技术创新“一定要以企业为主”,但他没有道明以哪类企业为主。当然现在流行的说法是“国企与民企公平竞争”,但国企的背后其实是政府,它们与民企的竞争是否能做到真正公平呢?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此处略过。

姚先生说的第二个转型是“新型城市化”,指吾国过去这些年城市化的力度非常大,但是有两个问题:一是质量不高,二是集中度不够。所谓质量不高,是指吾国目前的城市化率为62%,和世界相比仍较低:当年日本和韩国的人均收入与吾国目前的水平相当时,他们的城市化率已达到75%。并且吾国的城市化率如果按户籍人口来算,其实还不到45%。

姚先生进而指出,我们要在2035年全面实现现代化,现有户籍制度是发展道路上需要改革的一个难点。他认为对此应实行渐进改革,用居住证制度来代替户籍制度。同时他再次提出应该取消积分落户制,指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打分逻辑与我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严重不符。笔者上面说过曾为他的这一建议点赞,不过取消积分落户的居住证制度是个什么样子?姚文举美国为例,指美国虽没有户籍制度,但仍然有居民制度,即居民在一个州交满三年的税才能享受此州的福利。如此又涉及到全社会多层次的福利制度建设,姚文所称的第三个转型中专门谈及此事,笔者也只好“跟着”在下文再议。以笔者之见,除了户籍制度,农村的土地制度也需要改革,否则农民会被“困住”而难以进城变为市民。

姚先生指吾国城市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人口集中度不够。不过对这一问题他并未展开详谈,只是推荐了另一位经济学家——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陆铭教授的一本畅销书《大国大城》,该书的基本观点是吾国大城市集中度还不够,未来的人口会向包括珠三角、长三角、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等区域集中,到2035年这些城市群可能会汇聚吾国60%-70%的人口。姚先生透露,他与陆教授都参加了今年8月24日由最高领导主持召开的一次座谈会,是会上发言的九位学者之二。这可能会附带地增加他俩观点的“权威性”。当然笔者之所以赞同他俩的观点,还是重在他们所说的道理。

姚文提出的第三个转型,是“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指这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乡一体化,另一方面是社保一体化。这也正是笔者一直以来所关注的问题。

姚先生说,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如果去中西部的农村实地看看,就会感受到农村公共服务极度缺乏。他以自己的老家江西的一个百十来号人的村庄为例,村子里很多人家也开上了汽车,说明生活水平并不低,但是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下水道。即使在相对富裕的长三角地区也是如此,可见农村的生活水平与城市标准的差距有多大。姚先生据此表示赞成“撤村并镇”,理由是如果不把人口集中起来,给农村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太高,困难太大。不过笔者对姚先生此说存有一点疑义,该因吾国的农村人口还有7、8亿之多,“撤村并镇”的社会成本同样也会很高,且以行政手段如此大规模地“搞运动”,过往的实践证明效果不会好。毕竟现如今吾国的农村格局是历史形成的,即使要改变也必须要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撤村并镇”的设想固然很美好,但若违背农民的意愿强制推行,恐非善政。在笔者看来,如何从总体上减少农民的数量或许更为重要。

社保一体化方面,姚文建议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指吾国很多地方的社保还只在县一级统筹,因此地区差异极大。如深圳市的财政结余6000亿元,上海的社保结余也很多,但有些地区的社保结余早已亏空。不仅如此,社保不统一还给人才流动造成了阻碍,而全国范围内的人才流动是发展内循环的重要条件。笔者认为,除此之外还应该从更高的层面来看待“流动”问题,即“流动”的不仅仅只是“人才”,还应该包括全体国民。换句话说,“自由迁徙”应该成为吾国国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实际上吾国的第一部宪法即“54宪法”就曾写入了“迁徙自由”,后来发现它与当时实行的计划经济有冲突,于是修宪时予以取消。但是吾国现在已经转而实行市场经济,“自由迁徙”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完全相匹配,故此笔者认为应该将其重新写入宪法,作为国家必须保障的国民基本权利之一。要知道,当今世界之所以会兴起民粹主义浪潮,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之前二十年的全球化强调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产品的自由贸易,但无法实现本应随之而来的人员自由流动,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催生出民粹主义浪潮,其“代表作”就是特朗普的上台及其推行的一系列具有颠覆性的国内外政策(见拙文《特朗普下了,“特朗普”还在》)。故此,若吾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未能同步实现国民的“自由流动”,难免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就需要首先实现姚先生所说的社保一体化。盖因现在城市自由落户的大方向虽已明确,但遇到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就是社保的地方化(有学者称为“碎片化”),这里所说的社保不仅是养老金、退休金,还包括公共教育和医疗等配套。目前地方的社保除了居民的缴费,其余主要由地方财政出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放开城市的自由落户,哪个地方吸引的人口越多,地方财政的负担就越重,故此地方政府对此缺乏积极性,甚至发生过政策放开以后地方财政不堪重负只好重新收紧的案例。

姚先生承认,由于吾国巨大的地区差异,要实行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非常困难,他的建议是做分级社保,亦即:有些人缴费多一些,拿到的社保也多;反之亦然。他指这样做的好处是每个人有基本保障,又不强求高度均等化的保障。笔者觉得,姚先生的这一建议,似乎是一种商业性社保的做法。但时下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公共性或称普惠性社保这一块,对于这块社保,还是应该实行人人平等的原则,即国家给予所有居民以基本的社会保障,这种基本社保应该“随人流动”,即不管你迁徙到哪个地区、哪个城市,你都可以享受。由于这些基本社保所具有的公共性和普惠性,因此应该由中央财政统一承担,给每个居民颁发社保卡,使其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享受到基本的保障。这样才能避免社保的“碎片化”,才能为国民的自由迁徙、自由落户创造条件。

当然,笔者也并非主张完全“一刀切”。在基本社保由中央财政出资统筹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的经济发展和财力制订一些特惠性的社保政策。这时候就用得着姚先生前面推荐的国外的做法了,即:凡属地方特惠性的社保,享受者必须具备在本地连续纳税的记录。如此“两条腿走路”,吾国的社保建设才能行稳致远。

这里笔者想强调的是,吾国社保的转型,关键还是在中央。只有中央财政下决心转型为公共财政,加大对基本社保的投入,实现全国统筹,社保的整体转型才是可能的。之前中央财政(其实也包括地方财政)的投资方向主要是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但在笔者看来,基建有“软”、“硬”之分。高铁、高速公路等属于“硬基建”,而社保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软基建”。把社保建设好了,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特别是,经过之前这些年的投资建设,吾国的“硬基建”已达世界先进水平,现在该是把财力重点投向社保这样的“软基建”的时候了。

姚先生提出的第四个转型是“绿色经济”。他指吾国领导已经承诺在2030年之前国内碳排放达到最高峰后开始往下降。笔者注意到,领导最近还承诺,吾国要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宏大目标引起全球的关注。姚先生包括笔者对此当然表示支持。不过姚文中谈到目前吾国能源消耗的一种现象,即火电占到吾国全部电力的约80%且仍在增长,火电烧的是煤,碳排放量非常高;而我们现在提倡的新能源汽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能源,因为电动汽车需要充电,而电力产生的最大来源还是化石燃料。这显然是个悖论,也是笔者一直以来没想明白的问题。今后吾国要真正实现“绿色经济”,看来还是任重道远。

拉拉杂杂,“附议”了这些,不成“文章”。最后要感谢姚洋先生的“启示”。                                                                                  2020年11月23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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