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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全球化还能走多远?——从产业链“去中国化”之忧说开去

·未名周记(2017)·

  

                               这样的全球化还能走多远?

                                      ——从产业链“去中国化”之忧说开去

 

本文要义:当今的这轮全球化主要是资本逐利的结果,是“一切向钱看”的结果,而在全球治理、公平分配、劳动力自由流动乃至价值观等方面,离真正的“全球化”还差得很远。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暴发,这种“一切向钱看”但“三观不合”的全球化,包括作为它主要内容的全球产业链,无疑正迎来它成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磨难和考验。

 

今年第15期《财新周刊》发表了题为《不必过于担忧产业链“去中国化”》的社评。社评开头即说:“新冠疫情继续肆虐全球,殃及国际产业链。近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库德洛呼吁,为愿意迁离中国的美国企业支付搬家成本;在日本政府制定的抗疫振兴计划中,也有资助日本企业撤离中国的内容。这些动向在中国引发轩然大波。”

之前笔者已经在网上看到相关讯息,但因此事比较“敏感”,故此不想贸然“妄议”。现今看到财新官方(任何媒体的社评都代表其官方立场)也拿“产业链‘去中国化’”的话题说事,证明这个问题似乎是允许讨论的,所以“斗胆”也来说它几句。

《财新周刊》这篇社评认为:“美日有此动向,多大程度上是由疫情引发的对自身产业结构的理性反思,多大程度上是出于领导力的竞争或‘政治秀’,难以遽下结论。对此疫情中抬头的所谓‘去中国化’的论调,应当重视,但不必过度反应。”社评的核心论点是:“全球产业链不是人为设计出的,而是长期演化的结果”,“终归要服从商业逻辑”。

应该说,社评的观点是“理中客”的。但从其题目看,也透露出撰稿者对疫情过后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还是有所顾虑的,只是说不必“过于”担忧而已。

事实上吾国坊间也的确有这种担忧情绪。最典型的大概要数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日前在接受《新京报》专访时所言。他在这篇专访中直截了当地表示:新冠疫情不只改变着微观企业的命运,也在重构全球经济政治的秩序,全球产业链“去中国化”是一个趋势。

曹董认为,目前中国企业遇到的危机和以前遇到的危机完全不一样。现在疫情在全球蔓延,全球供应链已经断掉了,海外市场需求萎缩,中国生产出来的东西卖给谁呢?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此外,经过这次疫情,会有很多小工厂倒下,这些小工厂是全球产业链中重要的一环,一旦倒闭再重新建起来,就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有理由相信,全球产业链不会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可能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听起来曹老板所言不无道理。当然,这肯定跟这位“玻璃大王”创办的福耀集团在美国投资建厂的经历有关——众所周知,前不久一部由Netflix公司出品、以这家中资企业为描述对象的纪录片《美国工厂》,获得了今年奥斯卡的“最佳纪录片奖”,遂使福耀集团和曹老板名扬天下。比较起来,自己的企业产品有很多出口且对外有大笔投资的曹董,自然比一般企业家更担心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只是他的这种担心是不是财新社评所说的“过度担忧”,笔者不敢妄断。

新冠疫情造成全球性的大面积停工停产停贸,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此造成全球产业链在很大程度上的中断,也是一个事实。不过,我们所讨论的“去中国化”,应该是针对疫情过后的全球产业链。

笔者认为,讨论这一问题,需要厘清几个前提。

首先,疫情之中,许多国家的抗疫物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等出现极度短缺,其中一大部分需要从吾国进口,这属于特殊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不能归咎于此前全球产业链的“中国化”。实际上,当初疫情在吾国首先暴发时,这些物资也是十分短缺的,只是后来才开足马力生产,加上吾国企业的制造能力又比较强,又加吾国的疫情中心主要是在湖北,武汉等地“封城”之后,相对比较安全的其它各省市可以调集物资来援鄂。疫情在吾国得到强力遏制后,吾国的抗疫物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而此时其它国家才开始暴发疫情,这使得吾国生产的抗疫物资继续有“用武之地”,故此才造成了各国依赖于吾国的印象,有些国家对此感觉“不爽”。比如上述美、日放言要让部分的海外包括在华制造企业回迁,一方面固然意识到一些涉及国计民生的物资“要掌握在自己手里”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种“不爽”的情绪。

然而,借用工程学的“冗余设计”之说,为了增加安全系数,各国平常自是需要多备些“粮草”以防不时之需,但这种“冗余设计”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疫情期间需求量有爆炸式的增长,疫情过后肯定会回落到正常的水平,无法想象疫情过后还会如此巨量生产或储存。所以此时的“中国化”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因而也无需担忧“去中国化”——说句也许不适当的玩笑话,吾国今后也不可能靠卖口罩为生。

其次,国家有大小之分,不能一概而论。此次疫情过后,大国有可能吸取教训,加强自己的医卫和民生一些重要物资的制造能力,减少对进口的依赖,但中小国家不可能做到“五脏俱全”,还是要借助并投身到全球产业链中,才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否则就只能缩回去“螺蛳壳里做道场”。因此,全球产业链还必须有、必然有,只是其规模和链条的分布可能会有所变化。

再次——也许是最重要的——正如财新的社评所说,全球产业链的去不去“中国化”,终归要服从“商业逻辑”。什么逻辑呢?就是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逻辑。过去的几十年,全球产业链之所以能够成形,说白了就是资本逐利的结果:各国都意识到,只有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专事自己的特长,才能把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运用到极致,从而获取各自的最大的利益。

推而论之,所谓的全球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实际上,全球产业链的形成正是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质言之,我们一直在奉行的全球化,其实主要是“经济全球化”。而之所以会出现全球产业链的“中国化”,是因为吾国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打开国门,引入市场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了吾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劳动力成本比较低廉的“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的国际资本来华投资,加上吾国人民历来有吃苦耐劳、善于学习和创新的传统,故而渐渐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制造大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了显著的地位和份额。

如此说来,只要财新社评所说的“商业逻辑”依然存在并起作用,换言之,只要资本逐利的本性不变,其它国家又有什么理由抛弃之前所形成的全球产业链而“另起炉灶”呢?正如社评所说:“中国率先控制住境内疫情,复工复产正在加速,在华跨国企业有什么理由在此时离开呢?”

最新的一项调查结果也显示,情况似乎的确“不必过度担忧”。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商会与普华永道咨询公司日前调查了在吾国投资的、全球年收入超过5亿美元的大型美国企业,调查结果显示,逾70%的受访者表示短期内不会因为疫情而将业务迁出中国,约40%受访者表示不会改变公司在华供应链的长期规划。此外,96%的受访者都预计在3-6个月内就能恢复正常的供应链运营。中美商会会长毕艾伦表示,与国际上的一些说法相反,大多数会员企业不会在短期内走人。何况在几个月的封锁措施后,吾国在重启经济方面已走在世界最前端。

然而,问题并未到此为止。如上所说,现行的全球化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当然不言而喻,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经济以外,还有没有其它的东西呢?

答案同样不言而喻。最近看到经济学家赵晓在网上(善商原创)发表的一篇文章,对笔者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给予了很大的启发。

赵文从近日国内网络热传的一位老爷子的“分手声明”说起:盖因对当前疫情中发生的有些事情观点不合,一位老作家直接在微信朋友圈里拉黑了另一位老作家,两人本是相交几十年的好友兼同事,前者还写了一封“绝交信”,申明从此与后者“割袍断义”。

赵晓先生评论说,此事从经济人的理性来分析也不难理解:鸡跟鸭讲太费劲、太难受,人各有志、何必强求呢?人生有限,生命宝贵,谁都犯不着为合不来的人浪费时间和精力。古语云“道不同不相与谋”、“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相忘于江湖”实在是现代人最理性不过的选择了。

当然,赵先生讲述这个故事只是用它作个“引子”,接下来他论道:个人如此,国家也如此。继而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全球化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统一的价值观,而只是“一切向钱看”的结果,实质上已沦为“拜金的全球化”、“世俗的全球化”。

此言可谓出语惊人,且听他娓娓道来。赵文回顾说:历史上的第一代全球化即“全球化1.0“是以武力为驱动、以殖民主义为旗帜的,当时英国是大赢家,占据了世界四分之一土地和人口;但因为被征服者的坚决反抗,随着两次世界大战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当今的全球化是以交易为驱动、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第二代全球化。冷战结束了,天下太平了,福山肤浅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了,那大家干什么呢?赚钱、发财呗!于是“全球化2.0”在精英们的推动下启动,最典型的口号就是当年克林顿的竞选口号“问题是经济,笨蛋!”

赵晓承认,“全球化2.0”显然比“全球化1.0”更文明,也取得了更大的成效。全球商品流、资金流、信息流、人员流都大幅度增长,世界联系变得日益紧密,地球变得越来越小了。然而他指出,“全球化2.0”在带来效率进步的同时并未兼顾公平,而是导致了“赢家通吃”的效应。资本因为可以自由流动,故在全球横冲直撞、呼风唤雨,有钱的变得更有钱,没钱的却变得更没钱,到今天的结果是:世界1%的人占了相当于其他99%人口财富的总和,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日益缩小,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开始坍塌,社会不稳定迹象暴露无遗……

让笔者还是“浓缩”一下赵先生的观点吧,否则本文就真的成了“抄袭”。概言之,他认为当今的全球化的问题不止是分配不公,至少还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缺乏有效的“全球治理”,大家都只为赚钱,却无人承担治理的责任和成本;二是资本和商品在全球自由流动,劳动力却不能自由流动;三是加剧了全球范围内文明和价值观的冲突。总结起来,这种仅限于经贸利益的全球化可谓“三观不合”,其“命门”就在于“一切向钱看”,没有共同的“方向盘”来掌控,这样的全球化先天不足,因而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是迟早要“翻车”的。而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暴发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

赵晓先生的这篇文章不仅篇幅较长,有图有数据,而且写得慷慨激昂、汪洋恣肆,本文所引以上内容,笔者作了“技术性处理”(请赵先生原谅),但保证没有“篡改”其原意。赵文的后半部分,引用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丹尼·罗德里克教授提出的“全球化三元悖论”(即:超级全球化、国家主权完整和民主政治三者不可兼得)。赵先生称自己并非“反全球化”,更非“逆全球化”,而是主张要将“全球化2.0“进化到“全球化3.0”,指除了要有经贸交易的“发动机”,还必须标配道义或者说“三观”的“方向盘”,以及安全的“刹车装置”。并提出了“中国怎么办”的叩问。

“中国怎么办”这个命题实在太大,笔者能力有限,同时也不想在本文中讨论(否则恐怕又将难以发布)。还是回到前面所说的关于全球产业链会否出现“去中国化”的问题。

笔者认为,鉴于全球产业链的存在和延续有利于各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因此笔者基本上同意财新社评的观点,只要吾国还保持自己的“比较优势”,只要国际资本在吾国还能赚钱,这种“商业逻辑”决定了我们不必“过于担忧”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也不必“过于担忧”在华外企会成规模地撤出吾国。

但是,笔者也同意赵晓先生的批评,即当今的这轮全球化主要是资本逐利的结果,是“一切向钱看”的结果,而在全球治理、公平分配、劳动力自由流动乃至价值观等方面,离真正的“全球化”还差得很远。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暴发,这种“一切向钱看”但“三观不合”的全球化包括作为它主要内容的全球产业链,无疑正迎来它成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磨难和考验。

《史记》有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商业逻辑”的作用的确十分强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从这个角度看,虽然当今的全球化是一种“一切向钱看”的全球化,但如果小心“驾驶”,各方都尽力保持平衡,还不至于马上“翻车”,故此笔者相信全球产业链至少不会全面“去中国化”,那些在华外企也不可能“大踏步”地集体撤出吾国(要知道撤出也是需付出高昂成本的)。然而,人类社会毕竟又不是唯经济和利益是图(否则我们和其它动物也差不了多少),因此,这种“三观不合”的全球化肯定也是走不了太远的,如果不能厉行改革,赵晓先生之“翻车”的预言或不会是危言耸听。

说到底,别人怎么想、怎么做,不是我们所能掌控的。所以,赵先生所提出的那个命题虽然过于“宏大”而令笔者无从置喙,但到了(念liao)还是会摆在我们的面前——

世界在剧变,我们怎么办?

                                                               2020年4月27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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