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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钱与发券,心思有异同

发钱与发券,心思有异同。——

新冠疫情严重冲击全球经济危及民生,各国政府争相推出救助方案。前一阵子吾国经济界为应该发钱还是发消费券有过一番争执。有论者认为对吾国来说应取后者,理由是吾国人民有储蓄的偏好,若是发现金有些人可能不会拿去消费而存入银行,而若取前者则促使他们用于当期消费,如此可以促进经济的复苏和GDP增长。

听上去这种主张颇有道理,实际上吾国一些地方政府也普遍采用了发消费券的办法,这与其它一些国家普发现金的做法显然有所不同。对此笔者一时也未加细想。

日前读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华人学者郑永年先生在爱思想网上的一篇文章,文中谈到发钱与发券这两种做法的区别时直言:主流经济学家不主张发钱主张发消费券,是想要通过发券来刺激消费,激活市场交易,产生GDP。——他指这是资本的逻辑,不是社会的逻辑。

笔者吃了一惊:此话是怎么说来着? 但见郑先生是这样分析的(以下一段是笔者的概括性摘编,但保证符合郑文的原意)——

他说:由于新冠疫情的冲击,今天或许更长时间里的经济不再是GDP经济,而是“活着经济”或者“生存经济”。这次受疫情影响最重的是社会底层,因此直接发钱的理由更充分。发钱不见得能够马上产生GDP,但可以对社会稳定起到正面作用。社会底层百姓有点钱,就不会担心明天会不会有饭吃,有助于产生稳定感。如果社会底层稳定了,总体社会就不会有问题。只要社会是稳定的,发展只是快慢而已。发消费券而不发钱,要不就是对中国社会底层不了解,要不就是GDP主义在作崇。

郑先生的这番话听上去也是颇有道理的。这就催生了另一个问题:新冠疫情下的当前经济,究竟是不是“以生存为先”?各国的情形不同,自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就吾国来说,是不是这样呢?统计数据说吾国一季度GDP同比下降了6.8%,这样的负值说小不小,说大也不算很大,很多发达国家今年的GDP损失要更多,笔者见到专家预估有的国家今年的GDP负值可能达到20%—30%,以郑先生的上述说法,“活着”或“生存”就成为他们国家的第一要务,故此必须要直接发钱以“普渡众生”。

但是,吾国是否也到了这种程度呢?发钱与发消费券虽然都有补贴民生的效用,但发的现金属于“真金白银”,可以直接拿去买东西,而发的消费券不仅有时间限制,还得拿自己的钱“搭配”才能使用。如果说发券是出于防止民众拿了现金不去消费而存入银行的考量,那么,就证明疫情对他们的影响还没有到危及生存的地步。果如此,吾国的情况比其它国家要好得多。

笔者已退休多年,且在乡间深居简出,对当下微观经济和基层民众生活的实际情况不甚了了,因此对上述问题没什么发言权。转引郑先生的上述看法,只是以供“参考”。实际上他在此文中还有更尖锐的批评,甚至还上升到“姓社还是姓资”的高度。为“避嫌”起见,笔者就不予以转述了。

不过,对于发消费券,有一点笔者是持有疑问的:从媒体报道看,一些城市发券的额度相当有限,有人计算了一下,平均到每个市民人均只有几十元人民币,这点钱漫说补贴民生,对拉动消费和GDP而言,又能起多少作用呢?此外还有一点笔者不是很明白:当今的消费券发放范围,是否也包括农村的广大农民呢?若是的,笔者无话可说;若不是的话,那就太显失公平了。

但愿是笔者多想了。顷见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提出建议,给农民每人每个月发500元钱,以保障他们最基本的生活水平,对此笔者举双手赞同。尽管钱发多了会导致社会上的货币包括笔者手里养老存款的购买力下降,但笔者愿意为此贡献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凑份子”。(未名日记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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