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蔡未名 > 三谈“‘信息不对称’惹的祸”

三谈“‘信息不对称’惹的祸”

·未名周记(2006)·

——厘清两种不同的责任

本文要义:将“追责”的板子首先打在主政官员而不是相关专家的身上,这是对的。盖因即使专家的判断有误给出错误的意见,有权拍板决策的也不是他们。

 

笔者写完《“信息不对称”惹的祸——对新冠疫情的一种思考》之篇后,原以为把这个话题想说的又可以说的差不多都说了。但此后在财新网上看到与此话题“沾边”的几篇文章,觉得还可以再唠叨几句,遂有“三谈”。

先是看到黄健先生的博文《12月31日到1月19日,卫健委专家组犯了什么错误》。黄先生的个人标签是“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博士”,其专业并非是医学卫生,但显然也是忧国忧民之士,新冠疫情暴发后发了好些相关博文,笔者浏览过其中几篇,从中得到不少启发。比如他最先将此次新冠疫情与美国每年的流感比较,指出前者在感染和病死数量方面都大大少于后者,唯病死率高于后者,这一“知识点”笔者就是从黄文得知的。此外他曾比较“全能政府”跟“有限政府”在应对此类疫情时的不同处理方式,令笔者印象深刻。

黄健先生的上述这篇博文主要是分析“卫健委专家组犯了什么错误”,针对的是国家卫健委派到武汉考察的第一批专家组。众所周知,后来卫健委又派了第二批专家组,由德高望重的钟南山院士领衔。正是钟院士在1月20日首次宣布存在“人传人”现象,从而揭开了吾国防疫抗疫“人民战争”的序幕。

黄先生此文是从李文亮医生的不幸病逝说起的,称“2月6日晚—2月7日凌晨,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悲痛消息瞬间引爆朋友圈”,“由于李医生之前被训诫过的原因,各种声音完全笼罩了社交媒体,有真心哀悼的,也有别有用心的煽风点火的,各种谣言也接连出笼。久未现身的各路神仙认为机会来了,纷纷撰文带节奏”,“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很兴奋,觉得多年等待的机会来了,算总账的机会来了”;“然而,仅仅过了1天,2月8日,舆情基本平息,一切回复正常。久未现身的各路神仙的计划无疾而终了。为什么这次舆情处理得如此好?是因为这次处理,基本回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阴霾就一扫而空了。”

对黄先生的这段描述和分析,笔者不予置评。何况这不是黄文的重点,其重点是总结了卫健委首批专家组当时所犯下的三个错误。

第一个是错误地照搬SARS的确诊标准。对此,笔者既不是专业人士,也不了解相关情况,因而没有发言权。不过笔者看到,2月11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ICTV)发表声明,正式确认新冠病毒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SARS-CoVs)的姊妹,属于类SARS病毒种,并将其命名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而已故的李文亮医生,最初通过微信朋友圈在有限范围内发布的信息,就有指该病症类似于SARS的说法。ICTV的上述声明证实,李医生当时的判断不是“部分正确”而是完全正确,武汉警方指控其“造谣”并给予“训诫”,绝对是一起冤案。

黄健先生在文中说:第一批专家组照搬SARS的确诊标准,导致至少漏掉了一半的轻症无症的感染者;且完全相信核酸,让一部分有肺炎症状的患者误诊为普通肺炎,大量的感染者没有确诊。他认为,这是第一批专家组犯的最大错误。

笔者觉得,黄先生作为一个金融学博士而非医卫专家,作出上述判断怕是有些轻率。首先,说“专家组照搬SARS的确诊标准”恐缺乏依据,比较准确的说法应是“参照”;其次,如上所说,现在ICTV已正式确认新冠病毒属于类SARS病毒种,甚至直接将其命名为“SARS-CoV-2”;再次,关于“完全相信核酸”,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更好的检测手段。事实上由于新冠病毒之“新”,人们对其的认知有限,诊断技术还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直到2月12日,通过之前一段时间的实践后,相关部门才决定对在疑似病例基础上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的患者,无需核酸检测即可被列入“临床诊断病例”而一并归为确诊病例,从而使得当日的确诊病例暴增14840例。饶是如此,现在也不能确定这样就能将所有病患“一网打尽”。

黄先生批评专家组当时“完全相信核酸”,恐怕是外行(当然笔者也是外行)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显见黄先生在此问题上也处于“信息不对称”。

黄先生指出专家组的第二个错误,是“有限人传人”的判断。其实更早些时专家组还曾给出“未发现人传人”的说法。这个错误的确很严重,其所造成的后果大家都已知道。不过黄先生并不认为这是专家组刻意瞒报,笔者对此表示同意,因为一般来说技术专家们没有瞒报的动机,更多的可能是判断失误,原因或是笔者之前博文中所说的那种认知不足造成的“信息不对称”。而瞒报属于人为的“信息不对称”,如确有瞒报,必另有其人。

笔者所关注的是:1月20日钟院士首次宣布病毒可“人传人”之前,都有哪些人知道这一极端重要的信息。比如,武汉市和湖北省的领导知道吗?又或者,“人传人”是钟院士和第二批专家组最先发现的?

恐怕不是。笔者在之前的博文中引用了1月29日由吾国疾病控制中心领头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篇论文的相关内容,该论文指早在去年12月初发现的第一批感染者中,已有明显的“人传人”病例。只不过吾国疾控中心随即连夜发文说明这篇论文是“回顾性”的,言下之意似乎是初时他们也并不知道“人传人”。

老实说,这个解释难以令人信服。所谓的“回顾性”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指当时并未发现“人传人”,后来“回顾”最早的一批病例才得出这个结论?但这样的说法逻辑不通。究竟是哪些人在什么时候明确知道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到现在仍然是个谜。黄先生将这一错误归咎于首批专家组不能说毫无依据,毕竟先前他们说“未发现人传人”,后来又说“有限人传人”,均有央视的播出镜头为证,都是这个专家组成员亲口说的。而迄今未见他们中有人对此作出任何解释,让他们“背”这个“锅”并不算冤枉。

问题是,这批专家中有些人同时又供职于那篇指证早已发现“人传人”病例之论文的联署单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黄文指专家组的第三个错误,是把华南海鲜市场定义为唯一传染源,而现在已经很明显,传染源绝对不止华南海鲜市场,指初期发现的41个案例中,只有27例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也就是说,在2020年1月初,应该就知道了有14例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

黄先生表示对此他有些难以理解。笔者也觉得难以理解。需要指出,黄文所举的关于传染源的上述反证,同样来自于发表在英格兰杂志的那篇论文。在那篇论文里,作者们根据最初发现的那41个案例,言之凿凿地既指出有“人传人”现象,又证明了传染源不止华南海鲜市场这一处。可是,为什么1月20日之前的官宣,却没有这样说呢?若是因为专家们当时处于认知不足的“信息不对称”,那么,随即发表的那篇论文所言又从何说起呢?若是专家们之前就已经“心知肚明”,那么,他们在1月20日之前说的,为何又是另外一套呢?

毋庸置疑,对于上述错误,第一批专家组肯定是有重要责任。关键在于,他们的错误,究竟是源于哪一种“信息不对称”,即:是因对“新生事物”认知不足因而无法避免的“信息不对称”,还是不应有的、人为因素造成的“信息不对称”?

如果是前一种的话,借用一句西谚来说,“连上帝也会原谅”。因为专家们也是人不是神,而是人就不可能“全知全能”,特别是对于这样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和病例。

但如果是后一种“信息不对称”呢?

黄先生认为,第一批专家组所犯的“三个错误导致大幅度低估了感染者的数量,也大幅度低估了新冠肺炎的风险。这三者都是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的判断,湖北省和武汉市应该无权干涉。”

真的“无权干涉”吗?那黄先生又该如何解释在疫情发生后武汉和湖北仍然举行大型公务会议以及联欢会、某社区的“四万人家宴”等聚集大量人群的活动呢?

黄先生是这样解释的:“武汉之后的联欢会,万人宴这些神操作,虽然也是大错特错,但同时也是建立在卫健委的有限人传人和对疫情的低估基础上做出的。相比之下,更大的责任还是在做出判断的一方。当然,后面‘抗疫’过程中的各种混乱和问题,这些湖北政府和武汉市需要承担责任。”

卫健委和专家组当然有责任。然而,“更大的责任”究竟应该由谁来承担呢?是如黄先生所说“做出判断的一方”吗?果如此,咨询和决策的区别又何在呢?前几天笔者看到第一财经列出的一张时间表,该图表显示:从1月6日到1月18日,武汉市和湖北省接连召开了两次大型公务活动,而在这近半个月内,武汉竟然没有任何疫情的通报;18日,武汉百步亭社区举行“万家宴”;20日,钟南山在央视首次确认“人传人”;23日凌晨,武汉宣布实行史无前例的“封城”——此时离上述大型公务活动和群众活动的结束,满打满算只有区区五天! 第一财经的列表者对这张时间表没有附加任何评论,但包括笔者在内的观看者无不为之惊心动魄,用鲁迅先生的一句名诗来形容,可谓“于无声处听惊雷”!

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公车改革的倡议者之一叶青,日前接受红星新闻记者专访时回忆说,如果武汉提前五天“封城”,可能情况会好很多。虽然这样说有点像是“马后炮”,但武汉当时的反应之迟钝,采取紧急措施之迟缓,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联系到“封城”五天前还接连举行了十几天的省市大型公务活动以及群众聚餐活动,不难看出决策部门当时心目中之“优先选项”。 这个“锅”难道也要由专家组来“背”吗?

当然黄先生接着也说:“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信息不完备,是可能犯错的。”笔者尤其同意他下面的这句话:“为什么会犯这种错误,应该一五一十的把当时的决策流程、判断依据都向公众说清楚。”

然而笔者依然“固执”地认为,同为“信息不对称”所犯的错误,还是应该区分清楚属于哪一种错误:是认知不足的局限,还是出于其它原因而人为造成的?并以此来厘清责任的轻重和归属。

就在笔者开始写作这篇博文时,官方宣布撤换了湖北省卫健委的两位主要负责人,随后又宣布撤换了湖北省的省委书记和武汉市的市委书记。虽然官宣并没有说明撤换的理由,但上头不顾“临阵换将”之忌而毅然作出上述决定,“追责”之意已昭然若揭。

笔者认为,将“追责”的板子首先打在主政官员而不是相关专家的身上,这是对的。盖因即使专家的判断有误给出错误的意见,有权拍板决策的也不是他们。

上头这样的处理,恐怕是黄健先生没有想到的吧。

限于篇幅,关于“信息不对称”的话题,“三谈”先到这里。后面是否还会有“四谈”、“五谈”,且看情况。

                                                             2020年2月17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推荐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