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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贫困问题的“意识流”

·未名周记(2002)·                          

 

                               关于贫困问题的“意识流”

 

本文要义:在笔者看来,所谓的脱贫、扶贫,说到底就是一种“福利托底”,即以适度的福利政策来确保每一个掉到贫困线以下的国民都能得到救济。

 

近日看到财新网的一篇报道《2020年后如何继续减贫》,引起笔者关于贫困问题的一些思考。边想边敲(键盘),不成文章,只能算是“意识流”。

一、2015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文件,明确提出到2020年将实现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又将其列为“三大攻坚战”之一。今年是实现该目标的最后一年,从官方公布的数据看,这几年吾国每年的脱贫人口都有1000多万。据中农办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介绍,今年只剩下300多万人要脱贫。故此可认为年内达标将是“铁板钉钉”。

二、不过,贫困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之分。所谓“绝对贫困”,又叫“生存贫困”,说白了就是连最基本的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吾国提出到今年要全部脱贫,应该是指“绝对贫困”。吾国领导曾简明扼要地将“脱贫”具体表述为“两不愁”、“三保障”。笔者认为,能做到“不愁吃,不愁穿”,当然算是已经脱离了“绝对贫困”;若能再做到让全体国民的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都有保障,则可以说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考虑到吾国的人口有14亿之多,这的确将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三、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即便是“绝对贫困”,其认定标准也是相对而言的。据财新网的报道介绍,吾国现行的贫困认定标准,比世界银行就低收入国家提出的绝对贫困标准(即按购买力平价一人每天1.9美元)高出20%左右——报道没有说明具体的金额,笔者以“高出20%左右”推算,约为2.3美元。显然这一标准比世行对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绝对贫困标准(一人每天3.2美元)还差了不少;与世行对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绝对贫困的标准(一人每天5.5美元)比较,只及其一半不到。可以说,按世行的标准,吾国现行的绝对贫困标准是比较低的。据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委员会委员李小云测算,若将绝对贫困标准提高至3.2美元,吾国的贫困发生率将增长近10倍。也就是说,只要换一个标准,眼下我们就会立刻又多出几千万的贫困人口,更不要说若将标准提高到5.5美元了。所以说,吾国的扶贫成就举世瞩目,但现在还远不到可以骄傲自满的时候。

四、不可不提的是,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吾国的人均GDP首次达到了1万美元。同样以世行的标准,人均在3896至12055美元之间,即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按这一标准,吾国早在2014年就已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那一年吾国的人均GDP为7400美元。而现在吾国已达到人均1万美元,离世行制订的高收入国家标准的下限只差了2000美元。也就是说,按世行的标准,吾国现在的“绝对贫困”标准应该是一人每天5.5美元而不是2.3美元。

五、有人也许不服气,指世行的标准也不是“绝对”的,凭什么由它独家说了算。但目前全世界只有世行制订了这些标准,并为各国所普遍奉行,因此只好以它的标准为标准。不然的话我们自己也弄出一套标准来?

六、财新网的上述报道称,虽然吾国消灭现行标准(即一人每天2.3美元)下的“绝对贫困”在望,但目前吾国农村贫困人口中的20%,还堆积在贫困线上下,有返贫之风险。故此2020年后,吾国将着重于解决“相对贫困”。

七、何为“相对贫困”?按世行在《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说法:“当某些人、某些家庭或某些群体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就是处于贫困状态。”注意,不像对“绝对贫困”有清晰的量化界定,世行对“相对贫困”的描述,只是说“他们那个社会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生活条件和所能获取的机会。这并非世行的“偷懒”,而是因为各国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异,既然是“相对贫困”,就只能是“相对”于本国的情况而言,没办法给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八、那么,在吾国,“我们这个社会”所公认的、“一般都能享受到的”生活条件和机会是怎样的呢?笔者没有看到有哪个部门或专家给出具体的标准。虽然吾国政府提出的“两不愁”、“三保障”通俗易懂,但这是一个形象化而非量化的表述。比如“不愁吃”、“不愁穿”,吃的是什么、穿的是什么,贫富之间的差别会很大。故此笔者认为对2020年后吾国着力要解决的“相对贫困”,政府也应该制订出一个具体的标准,因为没有标准就没有明确的目标。如政府对吾国每年的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都会有一个清楚的数量化设定,过去是8%,后来随着经济增速的下降而调整,至去年调整为6%—6.5%,不少分析家认为今年可能调整为6%左右。这些目标不管是称之为“左右”还是“区间”,都是比较清晰的。未来的新的脱贫目标也应如此。

九、那么,吾国在2020年以后的“相对贫困”的标准应该设定为多少呢?笔者认为,自己设一个标准比较费劲,这要经过“精算”,还有一个是否为国际所认同的问题,不如继续沿用世行的标准。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吾国可以从现行的每人约2.3美元,提高到世行制订的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绝对贫困标准即每天3.2美元。这样的提高幅度应该说并不大,以吾国目前人均GDP已达1万美元即作为一个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老实说还低了些。不过为“稳妥”起见可以“就低不就高”(毕竟按前引李小云委员的测算,这样一提高就会使吾国的贫困人口增加十倍,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以后等条件更加具备时再提高到5.5美元乃至更高。

十、实际上严格地说,贫困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笔者揣摩,世行之所以为“绝对贫困”制定具体的金额标准而对“相对贫困”的界定则比较“抽象”,是因为任何国家(不管处于什么发展水平)的“脱贫”必须以确保生存为底线。这也就是为什么吾国一直把生存权列在首位的原因所在。而如上所说,解决了生存问题以后的“相对贫困”,则因每个国家的情况不同而很难给出统一的标准。如有些发达国家的贫困线设定在四口之家每年的现金收入为2万多美元,平均每人每年5千多美元,以天计算有一百多美元,这样的标准显然是吾国近阶段内难以企及的。

十一、在此要插一句:人均GDP与人均收入应该是两个概念,GDP指的是产值,扣除其它很多成本以及税收之后,落入国民钱袋子里的才是“收入”。比如吾国去年的人均GDP达1万美元,但1万美元并不是吾国国民的人均收入。笔者注意到吾国业界很多的相关论述中,经常混淆这两个概念。吾国国民的人均收入是多少,笔者没有查到可靠的权威数据,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全国性的数据统计,而只有一些城市和地区的人均收入统计。这也许是因为吾国的人口实在太多了,各地差异又很大,相关部门统计不过来。

十二、既然“相对贫困”是相对而言,那么是否可以由此推断出一个结论:只要实行市场经济,“相对贫困”就是人类社会永远都存在的。因为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有竞争就会有胜败,竞争落败者相对于优胜者来说,就会落入“相对贫困”;另一方面,人的能力以及所拥有的资源和条件也是有差异的,故此有些人的收入较高,而有些人的收入较低,后者对前者而言就是“相对贫困”。只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理论上才有消灭“相对贫困”的可能,因为计划经济实行的是“平均分配”。但也仅仅只是“理论上”,而在实践中,计划经济非但没有能消灭“相对贫困”,反而使多数人陷入衣食难保的“绝对贫困”,盖因计划经济的致命弊端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事实上上曾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现在有极少数国家仍在实行计划经济),也存在很多“贫富不均”的现象,因为计划经济国家仍然存在各种等级制度,而等级制度下的社会分配注定是不平等的。正因为如此,当年吾国就有所谓的“理论家”指“八级工资制”也属于一种“资产阶级法权”,这种理论推演到极致就成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十三、当然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吾国转轨市场经济之后,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社会总财富至今翻了好几十倍,与此同时人们发现贫富差距也随之而拉大。这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分配体制存在很大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竞争本身所带来的副作用。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两大命题:一是要深化改革,让社会分配更加公平公正,特别是要厉行反腐,斩断权力与资本的勾结;二是要花大力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此消灭“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建设“橄榄型”的社会分配结构,也就是说,让大多数国民能成为“中产阶层”,这应该是我们在完成全面脱贫(绝对贫困)以后努力奋斗的目标。

十四、邓小平曾说过,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由先富带动后富。应该说,他的前一句话已经在吾国实现了。据估算,吾国的“百万富翁”已有几百万人之多,“千万富翁”也有近百万人,尽管与14亿的总人口比较起来只是少数,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无疑已成为现实。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先富带后富”。那种“打土豪”式的重新分配当然绝不可行,历史证明这只会破坏社会生产力,使大多数人沦入贫困;让富人多纳税是应然之举,但光是这样还不行,而且如果对富人征税太重也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到头来反而得不偿失。笔者认为,“先富带后富”并不是要让所有人的富裕程度完全等同,而是说要消灭“绝对贫困”,并尽最大可能减少“相对贫困”人口。

十五、为此就应该通过税收的转移支付,全面构筑一道社会保障的底线。就吾国目前的国情和国力而言,首先是政府的公共财政要增加社会保障的投入,这应该成为政府仅次于国防的最重要的支出,其重要性高于其它的公共开支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其次是明确“相对贫困”的标准,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凡是低于这个标准的,都应该享受政府给予的生活补贴。

十六、吾国有句古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当然是个很好的理念,然而却未免有些“理想化”。盖因“授人以渔”说来容易,做到很难。市场如此广大,竞争如此激烈,行情如此复杂,政府也不具备教会贫困阶层投身市场来致富的本领。实际上根据笔者所看到的相关资料显示,经过上百年的实践,国际上对扶贫的看法已经开始渐渐转向,简单地说就是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古训倒过来讲,变成“授人以渔,不如授人以鱼”。也就是说,“直接给钱”或是对穷人最有利、也是效率最高的扶贫做法,而其它各种企图“授人以渔”的扶贫措施,花费的成本很高,效果却未必佳,从经济学的投入产出比来看,其实是很不划算的。比如吾国各级政府每年用于扶贫的财政支出达千亿量级,这还不包括企业的投入,慈善机构的投入,更不包括无数机关干部下乡“对口扶贫”的人力、物力、智力投入。这些有形和无形的投入总加起来换算成货币,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如果换算成货币直接“授人以鱼”,恐怕早就消灭“绝对贫困”了。况且在实施如此浩大的“扶贫工程”中,难免会产生“跑冒滴漏”的浪费,甚至会有“寻租腐败”的现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是低效的。如果转换一下思路,除了将这些投入中的一部分用于贫困地区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余者直接以货币的形式发放给穷人,让他们自己决定如何花费,资金的使用效率可能更高,所获得的扶贫效果可能更好。其实,政府财政在脱贫、扶贫工作中所要做的是“托底”,就是“严防死守”贫困线,不让任何一个人因任何原因掉到贫困线以下,同时鼓励社会和企业自愿投入慈善事业和志愿行动,其余的一切则交给市场。关于这一点笔者没有专门的研究,只是凭常识和直感认同这种观点和做法。

十七、最后要说的是,之前看到过一位学者的文章,提出要建设“中国的福利社会”,引起笔者的共鸣。现如今“福利社会”、“福利国家”在一些专家的文章和著作中似乎成了“贬义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亲眼目睹了一些发达国家的福利水平过高,政府负担过重,导致其财政入不敷出,特别是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比较明显,从而使整个国家陷入了“寅吃卯粮”的困境中。没错,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把福利水平提得过高,并非明智之举;而且福利水平上去容易下来难,看看当前法国闹腾了几个月的全国大罢工就知道了,起因就是马克龙政府试图调整退休福利政策。而吾国的人口有14亿之多,人均GDP现在将将迈过了1万美元大关,更要防止掉入超前的“福利陷阱”中。“福利”本是个好东西,甚至可以视之为“社会主义”的别称,记得有学者指“社会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全民福利主义”。只是凡事过犹不及,福利政策做过了头也会产生反作用。但就吾国而言,当前的问题不是“福利过头”而是“福利欠账”,即公共财政用于社会福利的比重不足,福利水平偏低,覆盖面也不够,致使老百姓对未来缺乏安全感,有钱也不敢花,折射为经济现象就是储蓄率过高而消费不足。实际上,在笔者看来,所谓的脱贫、扶贫,说到底就是一种“福利托底”,即以适度的福利政策来确保每一个掉到贫困线以下的国民都能得到救济。——如此而已。

                                                                 2020年1月13日于竹径茶语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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