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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模式”过时了吗?

·未名周记(1927)·

本文要义:李教授所说的“斯密模式”的三个要素,窃以为也正是市场经济的三大要素。虽然斯密身后的二百多年来,市场经济产生了多种模式,但“斯密模式”(姑且称之,实际上笔者认为这样的称谓并不准确)的这三大要素并没有过时,更谈不上“已不复存在”。任何一种市场经济模式都必含这三大要素,只有量的变化而无质的不同,否则就难以称为“市场经济”。

 

 

9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李义平教授的一篇文章,题为《市场经济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引起了笔者的阅读兴趣,因为这也是笔者一直以来所关心的一个问题。

李教授的文章开宗明义:“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形式,但市场经济并非只有一种模式,而是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现实国情等密不可分,即便在发达国家中也存在不同的市场经济模式。根据我国历史、文化、现实国情等探索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模式的重大创新,为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基础性制度保障。同时也应认识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笔者基本赞同李文的上面这段概括性的表述。就像社会主义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一样,市场经济当然也是如此。正如李教授在文中所列举的,当今世界的市场经济,除了英美模式,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在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模式。而吾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是在各种市场经济模式中“独树一帜”。

一般认为,肇始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是吾国当代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样说并没有错,但笔者认为,如果厘分得更仔细一点,或者说从“模式”的角度而言,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以及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才具有更本质的转折意义:正是从这一节点开始,吾国从先前实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正式转向市场经济。

这是一次无论怎样估量都不为过的历史性转折。笔者认为,直到今天,吾国理论界对它的伟大意义仍然评估不足。对此只要给出一个假设就或能证明:假如在“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转向“改革开放”之后,吾国依然实行计划经济,今天的吾国,会是什么样子?笔者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及时地摒弃计划经济而转向市场经济,吾国能取得如今这般辉煌的发展成就、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吗?

如果有人给出肯定的回答,笔者“誓死捍卫你的发言权”,但也会闭嘴掉头而去,因为觉得跟你是“两路人”,故而没什么可说的。任何有意义的讨论,必须建立在对基本概念或者说大前提的认同上,否则就成了“鸡同鸭讲”(笔者这么比喻绝无“歧视”之意,因为“鸡”并不比“鸭”更高级,反之亦然)。恰如李教授在文章中所说:“经济发展史表明,市场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对此笔者完全认同,故此我们才具有了讨论的前提。

毫无疑问,市场经济的对应物是计划经济,后者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已被证明是失败的。这一点在吾国亦已成为人们认知上的“最大公约数”(尽管有极少数人仍然坚持认为计划经济才是“正宗”)。正是基于这一共识,笔者才认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乃是吾国当代史上最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同时还认为,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代领导人为吾国所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其意义甚至超出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改革开放”,盖因“改革开放”的外延十分广泛,而“市场经济”的指向却十分简明。或者可以这么说:转轨市场经济乃是吾国改革开放的核心要义所在,除却了“市场经济”,吾国的“改革开放”就失去了方向和灵魂。

那么,笔者为何在文章的开头,对李教授的那段概括性论述只是说“基本赞同”,显露出有“保留”之意呢?

诚然,如李教授所说,“市场经济并非只有一种模式”。但是对何为“市场经济”,人们却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李教授在文中写道:“传统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是以斯密模式为标准的,它有三个基本要素:承认和保护私有产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政府作为守夜人仅提供社会经济运行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应该说,他的这一概括是准确的。然而,他在后面的论述中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基本矛盾的日益激化,并频繁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不断冲击斯密模式的自由市场经济。特别是1929年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催生了凯恩斯主义,其政策主张长期被西方各国政府奉为应对经济萧条的圭臬。二战以后,各国政府进一步加强经济干预,“大多数学者认为,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已被抛弃,促进经济增长及充分就业等已经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李教授得出下面的结论:“在今天的世界上,斯密模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已不复存在。在各个市场经济国家,市场和政府都在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发挥着作用,为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支持,所不同的只是发挥作用的方式各有侧重、程度大小不一。”

正是李教授的这些论述(当然以上只是概括),让笔者产生了一些与其不同的想法。简述如下:

李教授所说的“斯密模式”的三个要素,窃以为也正是市场经济的三大要素。虽然斯密身后的二百多年来,市场经济产生了多种模式,但“斯密模式”(姑且称之,实际上笔者认为这样的称谓并不准确)的这三大要素并没有过时,更谈不上“已不复存在”。任何一种市场经济模式都必含这三大要素,只有量的变化而无质的不同,否则就难以称为“市场经济”。

这三大要素中,“承认和保护私有产权”是逻辑大前提,这不仅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由此也构成了“市场”的主体,然后才谈得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令人欣慰的是,吾国也把这两个要素写入了宪法和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从而至少在理论上具备了作为市场经济国家的两大要素。

目前较有争议的是第三个要素,即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按照斯密的一个著名的比喻,政府应该充当市场的“守夜人”,也就是依法维护市场的秩序。但斯密的这一比喻比较简单,后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政府的职能有所拓展和丰富,除了依法维护市场的秩序,还衍生出以下内容:1、为社会提供市场所无法提供的公共品,包括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2、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工具,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以减少市场的波动,促使市场的平衡发展。

李教授说二战以后“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已被抛弃,促进经济增长及充分就业等已经成为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笔者认为“放任”的做法或许已有改变,但“自由”仍是市场经济不可阉割的灵魂,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就是“自由经济”。至于“促进经济增长及充分就业”,从来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目前市场经济的各种模式,应该说在以上几个方面基本上没有质的区别,有所不同的主要体现在社会福利的水平高低。如果说最近几十年市场经济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什么“创新”的话,如李教授所说,主要是1929年的大萧条催生了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在必要时对经济进行干预,包括以政府投资来部分地替代下滑的市场投资,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确保GDP在危机时期仍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以保障民生。

即便如此,当今的各种市场经济模式仍然是大同小异。凯恩斯主义虽然主张政府干预、加大政府投资,但这种“逆周期”政策的实施是有条件的,即主要运用于发生经济危机或经济衰退时期,以期为下滑的经济“托底”,防止其演变成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据介绍,凯恩斯本人曾表示,他依然是自由经济的坚定信奉者。

然而任何一种看似完美的理论,在实践中往往都有“走偏”的可能。马克思面对那些歪曲了他的理论的信徒们曾无奈地自嘲说,他自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凯恩斯在逝世以后也面临着相似的窘境:由于任何政府天生都有扩张权力的偏好,凯恩斯主义又正好为他们提供了“理论依据”,故此几乎全世界的政府都在实际上成为“凯恩斯主义者”,他们还将凯恩斯的理论进一步“发扬光大”,不仅奉其为抵御经济危机的圭臬,而且当作了刺激经济增长的常规武器。具体表现为:每当经济出现下行迹象时,他们便利用手中的权力,或是加快印钞机的转速,或是扩张政府的债务以增加投资,甚至直接介入到商业性领域,既当“裁判员(守夜人)”又当“运动员”,不惜破坏市场经济的规则,实际上这是一种“超凯恩斯主义”。凯恩斯若能再世看到此种现象,恐怕也要申明“我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了。

根据李教授在这篇文章中所表露出的观点,他应该是个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他在文中介绍说,“法国的市场经济模式既有坚持私有制、分散决策、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等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同时又具有实行计划指导等特点”,是“指导性计划(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并强调国家干预和公共所有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德国模式是“一种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相结合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而“依靠产业政策实现政府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是日、韩市场经济模式的显著特征”,“英、美在内的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过产业政策”。故此,他方才得出“斯密模式”在当今世界已不复存在的结论,指现在的各种市场经济模式,无不强调政府的作用,至少是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相结合。

对此,笔者的看法是:政府的作用的确十分重要,但无论如何,必须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语)。在这句经典描述中,有两个关键词语:一是“市场”,以笔者的理解,所谓“市场”,显然不包括政府,如果政府也参与其中,“市场”的边界便将十分模糊;二是“决定性作用”,这说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只能是辅助性的,否则就成了“本末倒置”,所谓的“相结合”也必须分清主次,而不是“平起平坐”。正如辩证法所告诉我们的,量变会导致质变,如果不坚守上述两个关键,市场经济就会有蜕变为计划经济的可能。

这就是笔者与李教授的分歧之处。

不错,如李教授所说,吾国的市场经济模式与其它的模式既有共同点,又有明显的不同之处,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在全世界堪称是一个“创举”,故此也有人把它叫做“中国模式”。至于吾国的这种模式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关系,容笔者留待以后再议吧。

2019715日于祥和顺天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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