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之博客（1833）·

美东时间8月10日早间，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将土耳其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关税提高一倍，分别达50%和20%。土耳其本币里拉兑美元汇率随即应声下跌20%，刷历史新低。据计算，截至目前，里拉兑美元汇率的年内跌幅已超过40%

此次里拉暴跌，表面上看是缘起于特朗普对土耳其羁押美籍牧师安德鲁·布伦森的报复性制裁，不过分析家们普遍认为实际上受累于市场对土耳其金融体系健康状况以及土美关系恶化的担忧。土耳其出口到美国的钢铝数量其实相当有限，即使美国提高关税，本不至于引起里拉这么激烈的反应。但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就是这样：在市场某种情绪积郁已久的背景下，“星星之火”，有时“可以燎原”。

土耳其所遭遇的这场货币危机，让远在中国的笔者也不由得出了点冷汗：幸好吾国的汇率没有市场化，人民币也不能自由兑换，否则，面对过去几个月中美贸易战的愈演愈烈，还不知会出现什么状况。

实际上这场贸易战对吾国的汇市和股市都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本文且不谈股市——这段时间A股连续大跌，本周末已跌破2700点大关，累计跌幅超过20%。不过吾国的股市由于种种原因时常会“大起大落”，管理层对它也伤透了脑筋，尤其是经历了三年前的那次“股灾”之后。故而此次未见政府贸然出手“救市”。

这里只讲汇市。因受中美贸易战的冲击，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快速下降，两个多月内跌幅曾达10%，直到逼近“7”字头大关，吾国央行才出手干预，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从0提升到20%，从而遏制了这波贬值潮，人民币汇率在即将“破7”的关口而止步。但没过几天再次掉到6.9以上，会不会“破7”又成了市场的担忧。

就在此时，笔者见到吾国“量级”颇重的一位经济学家、国家社科院学部委员、曾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余永定先生，接受《第一财经日报》、澎湃新闻等媒体的专访，提出宜尽早完成汇率改革的建议。

余先生说：“除非在极端情况下，央行没有必要干预外汇市场。即使人民币汇率破7，我也不认为央行非要干预外汇市场不可。”他甚至表示“希望央行能够沉住气，告诉市场我不打算保7”，并称以中国目前的形势，人民币很难出现大幅度贬值的情况，指除资本管理外，汇率贬值是抑制资本外流、平衡国际收支的一种重要工具，“其他国家都在广泛使用这个工具，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个重要工具弃而不用”，进而认为，目前人民币汇率实现自由浮动的时机很好，宜尽快完成汇率改革。

应该承认，面对人民币可能“破7”的当口，余先生的上述看法和建议是颇为大胆的。实际上看过余先生早先一些文章的人都知道，他一向反对央行过多地干预汇率，主张应该尽早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只不过在当前这种特殊情况下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体现了作为一个学者的“逻辑一惯性”，不得不让人佩服。

笔者是市场经济的拥趸，当然也是支持汇率市场化的。因为只有在自由浮动的条件下，货币汇率才能表现为真正的市场均衡价格。而吾国的人民币汇率实行的是“鸟笼式”管理（官方称之为“有管理的浮动”），市场化的程度十分有限，且代表政府立场的央行经常出手干预，这样所形成的汇率价格很难说是真正的“市场价格”。而一种商品或货币的价格如果失真，就会扭曲市场信号乃至影响整个市场交易。

在理论上，笔者完全赞同余先生对于“破7”的看法。他在上述访谈中表示：“到目前为止，尽管人民币出现较大贬值，但远未到央行必须干预的危险水平。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人民币在波动中贬值应该是大概率事件，现在汇率是6.9左右，其实7和6.9并没有太大区别，如果有，也仅是心理上的。”笔者也认为，如果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真正作为改革的目标，那么，就应该坦然面对市场的波动。除非出现像当前土耳其里拉那样的崩盘情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分析家认为，在两种极端的状况下，土耳其这场危机的自我实现都可能被催化：如果埃尔多安决定什么都不做，土耳其经济的自由落体不能及早结束，有可能重演另一场亚洲金融危机；又或者他决定采取最严厉的措施——资本管制，投资者的反应可能是恐慌，并且开始从其它新兴市场中撤出。也就是说，他无论怎么做都可能是错的）。而对于何时应该实施汇率市场化，其实并不存在什么时机选择的“时间窗口”，因为市场汇率的波动是永远的、绝对的，而稳定只是相对的，就算你在“形势大好”时实施汇率市场化，难保过一段时间形势又变了，那时你又该怎么办呢？要知道汇率改革并非短期的市场调控，而是具有长远目标的一种基础性工程，一旦实施，就不能轻易退回。

吾国之所以要搞汇率改革，最有利的条件是吾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实力。有了这个条件，无论人民币在汇率是“7”还是“6”的情况下实施市场化都不算是“时机不当”，因为它都是人民币国际化道路上的应然之举。

然而笔者还是要表示对余先生的敬佩，因为“逆风扬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特别是，余先生应该知道政府的实际决策与学者理论上的主张有所不同：学者可以坚持自己的“逻辑一惯性”，政府却常常表现为“实用主义”。比起“逆风扬帆”，政府更乐于“乘风破浪”。世界上的政府多是“风险厌恶型”，其更重视的是“维稳”，只有像特朗普这样的“疯子”才喜欢冒险行事。

但不仅是余先生，笔者近日惊讶地发现还有两位重量级的学者型官员也或明或暗地表达了支持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改革包括汇率市场化的意向。

一位是曾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现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的胡晓炼女士。8月11日，她在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表示，人民币对外流出的客观需要和客观条件，比以前更成熟了。她指美国挥舞贸易关税大棒，同时也为中国打开一扇门，那就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的机遇，称“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

另一位的“量级”更重，那就是此前曾连任三届央行行长、创吾国政坛奇迹的周小川先生，他同日也在伊春论坛上发表演讲说，人民币国际化取决于市场最后的选择，如果变来变去，市场就不会有太多兴趣；一些制度安排出现摇摆性的变化后，会对人民币国际化等一些长远性问题产生不利影响。他强调说，“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人民币国际化是它的产物，也是一个里程碑，这个东西要维护好。”——“如果变来变去”这个假设可谓意味深长。

而这两位学者型官员所说的“人民币国际化”，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按余永定先生的说法，此为“第一关”，此关不过，遑论后面的自由兑换，也就谈不上所谓的“国际化”。

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固执”地认为，建言归建言，决策归决策。当下土耳其里拉所遭遇的“悲剧”，不啻于对吾国人民币欲求国际化包括汇率市场化的一个警示——

逆风扬帆，若真有暴风雨袭来，咱们兜得住吗？

2018年8月20日于塔东36间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客（每周数篇），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