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821）·

本文要义：吾国现在的人口有近十四亿之多，表面上看，即使未来减少几亿，也依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红利”似乎还会存在。但如果十亿、八亿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那就不是“人口红利”，而成了“人口负利”。由于吾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明显的扭曲，过去几十年因劳动力众多价格低廉而取胜的“人口红利”，至少在后面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就不可避免地终将消逝。

财新网5月22日转发彭博报道说：有知情人士表示，中国据称将完全取消生育限制政策，最早可能在（今年）第四季度做出决策，宣布时间也可能会推迟到2019年。

这一说法目前尚未被吾国官方证实，只能算是个“小道消息”。不过财新网是一家比较正规和专业的新媒体，既然它转载了该资讯，应该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更重要的是，从常识和常理看，吾国取消生育限制是迟早的事，并且“宜早不宜迟”。

笔者为什么敢下此判断？理由很简明：由于过去长期实行“一孩”政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这些年吾国的出生率在不断下降，早在几年前已出现了明显的老龄化、少子化现象，这有官方的统计数据以及众多学者调查研究的结果可证。毫无疑问，再过若干年，吾国的人口数量到达顶峰之后，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滑，而且可能是加速度地下滑；与此同时，吾国的老龄人口则正在加速增长，占据人口的比重将越来越高（具体数据恕不列举，读者可在网上查阅）。

出现这种趋势是注定的，因为这是吾国以往长期实行“一孩”政策所必然导致的。只要具备简单的数学常识就不难推算出：成年的一男一女结婚后只生一个孩子，“1+1=1”，全国皆做这样的“减法”，总人口必会越来越少，而老年人必会越来越多。吾国现在的人口之所以还在增长，这得“归功于”实行“一孩”政策之前曾出现的那几波“婴儿潮”。而现在吾国的学校、企业、机关乃至军警部门中的那些“80后”、“90后”，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属于实施“一孩”政策后的的“产物”。这意味着“1+1=1”的公式在他们这一、两代人中还得延续下去。这还不算附带导致的性别比例的失衡：统计显示，吾国的男性比女性要多出3000余万，规模堪比一个中等国家。

正因为看到这个趋势并试图有所扭转，吾国政府几年前开始修改全面性的“一孩”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夫妻生育两个孩子，后来又进一步全面放开“二孩”。但由于积重难返所形成的固有惯性，以及养育成本的不断提高，如此放宽政策之后，新生儿的出生数量仍不及官方预期，所以才有了上述那位“知情人士”所透露的信息：吾国的生育政策或将全面放开，取消限制。

即便如此，短期内吾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仍将无法逆转，借用一句体育比赛转播中常见的评论用语来说：前面挖下的“坑”太大了，一时间很难填得上。更何况，虽然吾国已经“富”起来、“强”起来了，虽然生育限制很可能即将取消，但经验表明，国家越富强，国民的生育意愿似乎就越低，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如此，比如日本就是一个典型。日本“失去二十年”，不少人归因于当初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但实际上其出生率的持续下降、人口的持续减少以及日趋严重的老龄化或是更重要的原因。

由此可见，吾国的“人口红利”也可能将逐渐消逝。

所谓“人口红利”，是人口学家所创造的一个名词，意思是人口的数量众多有利于GDP的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依照这个说法，吾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自然也就是收获“人口红利”最多的国家。当然，这还必须要加上制度得当的条件。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吾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人口数量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但那时的吾国却很穷，没有见到什么“人口红利”；吾国改革开放之后，又恰逢人口处于快速增长期，所以才能收取“人口红利”。

人多有什么好处呢？毛泽东当年言简意赅地说过“人多力量大”，他还曾用“众人拾柴火焰高”来打比方。为此，他曾严厉批判了时任北大校长马寅初的节制人口论。今天看来，无论是毛还是马，他们都离开了制度条件孤立地、片面地看待人口问题。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在制度得当、结构均衡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人口红利”；反之，无论人口多少，过的都是穷日子，甚至是人口越多，日子越穷。

改革开放之后，当年的决策者们，正是看到了吾国太穷和人口太多造成负担太重的国情，所以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政策：一方面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另一方面实行“一孩”政策。如此决策的预期是：经济发展了，同时降低人口增速，这样就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

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想法没有错。此后的几十年，吾国的经济飞速增长，而人口的增速也得到了强力控制，人民的生活果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只是他们没有料到的是，“一孩”政策会导致后来出现老龄化、少子化的趋势。这就像计划经济的设计者们，其初衷是想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分配不公，孰料到头来却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反而给人类带来更大的苦难。

在过去的几十年，由于实行了改革开放，摒弃了计划经济而转向市场经济，解放了曾被严重束缚的社会生产力，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吾国，的确收获了丰硕的“人口红利”。然而也必须看到，这种“人口红利”，其实也就是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人口多且青壮劳动力供给充足，劳动价格必然偏低，对追求赢利最大化的资本的吸引力则很强，而吾国人民又素以“吃苦耐劳”著称，所以制造出的产品“物美价廉”，加上吾国后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产品可以出口到世界各国，为吾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同时还带动了国内的建设与发展，从而一跃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四十年来，“人口红利”对吾国的发展功不可没。

但也要看到，这种“人口红利”的另一面是吾国劳动者收入包括社保水平的相对低下，因为蛋糕虽然做大了，分蛋糕的人却很多。故而，吾国的经济快速增长了四十年，经济总量已翻了好多番，人均收入仍只及世界中等水平，而其它经历过经济长期高增长的国家，几乎都成为了发达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例如日本、韩国、德国等。不能不说，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吾国的人口基数实在是太大了。

另一方面，吾国特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特点，与人口众多的国情似乎正好契合，再辅之以相当程度的市场化，从而成就了举世惊叹的“中国模式”。

问题在于，“人口红利”的涵义不仅包括人口的数量充足，不仅需要市场化的“配套”，更在于人口结构的合理性。而当初的“一孩”政策恰恰只顾及当下，忽视了必会导致的人口结构变化。譬如，吾国现在的人口有近十四亿之多，表面上看，即使未来减少几亿，也依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红利”似乎还会存在。但如果十亿、八亿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那就不是“人口红利”而成了“人口负利”。由于吾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明显的扭曲，过去几十年因劳动力众多价格低廉而取胜的“人口红利”，至少在后面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也就不可避免地终将消逝。

若不出所料，吾国人口到达顶峰后将开始快速下降，而老龄化和少子化则日趋严重，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笔者并非人口专家，以一个常人之识，只能联想到以下几种可能：

一、吾国将来中青年的负担将空前地沉重。这里指的不仅是家庭内部的赡养老人，同时也是指全社会的“养老”，即：数量越来越少的劳动力所创造出的财富要转移分配给数量越来越多的非劳动力。这样的话，用马克思创造的一个术语来说，全社会的“剩余价值”将越来越少。相应地，我们的生活质量自然就很难越来越好。尽管劳动力减少后吾国的人口总量比起绝大部分国家仍然相对较多（不包括印度，因为印度的人口总量已非常接近于吾国，而且据称其青少年在人口中的占比要比吾国高得多，这也是一些研究者认为印度未来的“人口红利”将比吾国更有延续性的主要原因，而印度现在的经济总量虽远不及吾国，但近年来它的年度经济增长率已时超吾国），从而在消费方面仍能获取一定的“红利”，然而消费的增加终归还是要取决于社会财富的增加。让人略感安慰的是，“智能机器人”的兴起或许多少可以弥补吾国劳动力占比下降造成的缺陷，但正如任正非先生所说，“智能机器人”同样可以帮助别的国家降低生产过程中的人力成本，甚至可能帮助西方国家借此把本已出现“空心化”的制造业重新拉回到本国，因此如果说“智能机器人”的出现是一种新的“红利”，这种“红利”与“人口红利”显然有所不同。

二、吾国的住房将趋向过剩。据官方统计，吾国现在的人均居住面积达40平方米，已臻世界先进水平，比一些发达国家还来得多，但房地产行情仍然十分火爆（最近看到任志强先生指40平米的人均居住面积数据有误，他认为若按“独居”即子女成年后不与父母同住的需求，中国的房子还远不够用，此处且存其说而不展开讨论）。未来随着人口数量达到顶峰后必将出现的大幅下降，以及老龄化、少子化的日趋严重，房产过剩的现象也将越来越甚。比如，现在很多家庭用几代人集中积攒起来的财富为下一代年轻人买房，未来则将是倒过来：老人们过世之后，下一代手里将会拥有多套房产，既住不过来，也很难租得出去。至于房价，当然也必将是只跌不涨（除非经济学的供需法则完全失灵）。这些年吾国的房价之所以还在不断地上涨，除了货币超发、土地垄断，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还处在上涨期而未见顶：毕竟人口结构的变异潜移默化，其变化周期又很长，就像高居庙堂的决策者一样，普通人也做不到凡事都能“高瞻远瞩”、“深谋远虑”。

三、由于劳动力数量由增转减必会导致其价格的提高（实际上这几年已有很明显的迹象），若给定的条件不变，过去的“人口红利”消逝之后，吾国的经济产出必会减少，经济增速亦将下降，甚至变为负增长也未可知。如果此种情况出现得早，吾国就有可能在“世界老二”的位置上止步不前，或者即便有朝一日勉强成为“老大”也会重又“退位”。需知，到那时吾国的财政负担也将变得十分沉重，因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便仅仅出于“维稳”的考虑，政府也不能将“养老”的责任完全推给百姓自己。如此，政府恐将无力再像现在这样在国内大兴土木、在国际上大举投资，以此来力保“稳增长”。更何况，吾国当今的负债率已然很高，面对不断“升级”的老龄化，如果旧债未及偿还又举新债来支撑国民的养老社会保障，那就只能继续抬高金融杠杆，增发货币，扩张信贷，而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其危险性可想而知。

前面讲到，吾国“人口红利”的取得，跟吾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具有正相关——“人多”才能“力量大”，才有可能“集中”起来“办大事”。那么，当吾国的人口结构发生扭曲，人口数量和劳动力占比出现下降，现行的“中国模式”会发生哪些变数，是否还能继续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呢？——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的命题，不过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上述可能发生的这一切，都源于吾国人口状况（数量和结构）的变化，只是现在还没有到达明显的“刘易斯拐点”。但大前提已经设定，趋势已经形成，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情况肯定将会与今大不同，所以说，吾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逝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唯一的“解套”办法，只能是通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同时加快科技创新，更大程度地普及教育，增强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的质量，让未来的中青年劳力能够“以一当二”、“以一当三”，这样，吾国才能以新的“改革红利”、“创新红利”来取代逐渐消逝的“人口红利”，才有可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以相对较少的劳动力来获取质量更高的经济增长，从而供养更多的老龄人口，保持全民的生活水平不至于下降反而能稳步提高。

往事不可追，过去长期实行的、缺乏远见的“一孩”政策（且不说那些强制性的节育措施是否合乎人伦道义）所造成的后果已无可挽回，就算现在起加以全面修正，完全放开生育限制并建立补贴、激励机制，但仍可预见，随着人口数量的减少、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加重，吾国在不远的将来仍将会遭遇一个时期的发展瓶颈——直到有一天吾国的人口结构重新恢复均衡，但这可能需要经历几代人的时间。

当然，有些事情即使晚了，仍是必须要去做的，希望高层尽快做出决断。“亡羊”之后，如不赶紧“补牢”，只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日、德、韩等国的情况是“先富后老”的话，吾国正在面对的则是“未富先老”。尽管吾国比起早先已经富了许多，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大，人均GDP至今仍只是他们的几分之一。这就是说，吾国在人口变化和可持续发展上所面临的挑战，其难度要比他们大得多。这或许也是现行的“中国模式”所将遇到的“终极考验”，即：在“人口红利”消逝的情况下，是否还能继续保持吾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由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的宏伟蓝图；或者说，如果经济增速因此而无可避免地慢下来，我们的“中国模式”又将如何应对。

至于吾国人口政策的那些历史“旧账”，还是交给后人和后人的后人去仔细厘清和评说吧。

2018年5月28日于竹径茶语

作者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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