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813）·

本文要义：记得毛泽东曾经有言，大意是世界上的道理有大有小，大道理管着小道理。以此来看，无论是股市注册制还是汇率市场化，都得先把“大道理”想明白了才能决定下一步究竟该何去何从。否则，我们就会处于“做，还是不做”这种哈姆雷特式的纠结中。

注册制改革果然被推迟了。

2月24日，吾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也是此届人大常委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做出一个决定，将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决定的实施期限，延长两年至2020年2月29日。

笔者在今年初的首篇博文中曾说过，注册制改革很有可能被推迟，理由很简单：两年前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的该项授权期限只剩最后两个月了，而在此前的一年多里，当局已经不再提起此事；不仅如此，证监部门还加强了对IPO的审核力度，有一段时间“过关”获准上市的企业数量甚至不增反减。显然，在剩下的短短两个月里，如此重大的一项改革不可能骤然加速而有什么大的“突破”，因此只能是推迟。

做出这样的预测不需要多么高的智商，事实也的确如笔者所料。从正面说，注册制改革的推迟反映了决策者“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没有准备好或者是条件还不具备，硬要“闯关”是会出乱子的；从另一方面看，也说明有关部门当初对这项改革的难度估计不足，可见，再高明的领导也很难做到“料事如神”。

据报道，在是次人大常委会上，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对延长注册制改革授权期限的必要性作说明时称：从外部环境看，欧美发达国家相关金融市场积累了一定泡沫和风险，已经有调整的征兆，给我国实施注册制改革时间窗口的选择带来不确定性；延长授权期限是为了使此项改革于法有据，保持工作的连续性，避免市场产生疑虑和误读，并为修订证券法进一步积累实践经验，。

老实说，这样的解释有些牵强。任何时候，金融市场都存在泡沫和风险，只不过其大小有别，而现在毕竟已经不是十年前爆发全球金融海啸的危难时期，如今国际市场的泡沫和风险，与十年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或者说是“小巫见大巫”。指现在市场存在“不确定性”因而不适合推行注册制改革，那就真的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等来“风和日丽，波澜不兴”——笔者甚至怀疑市场是否会有如此“安静”的一天。就算会有，我们怎么知道这两年中一定会迎来市场的“艳阳天”呢？

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市场的“不确定性”是绝对的，其“确定性”是相对的。如果什么都“确定”了，市场本身恐怕也就不存在了。

或许是因为对刘主席的上述“说明”有些不满，据媒体报道，就在人大常委会通过授权延期之决定的第二天，当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央行前副行长吴晓灵女士，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8年年会”的发言中提及此事时直言：“注册制根本不需要再延长两年，对此非常遗憾，我当时也在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表示根本不需要。”

吴晓灵表示，证监会这两年在准备稳步推进注册制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由于“还是想对指数、对投资人的盈亏负责，所以没有放开。”她认为，关键是筹资人需要公开透明披露信息，保荐机构要对信息的完整负责，投资人要对自己的钱负责，而不是由政府负责，“政府就是看谁违规了没有”。她打比方说，在资本市场上融资，其实就是买卖双方的事情，政府好比开了一个菜市场，市场的价格和卖什么东西，由买卖双方自主决定，注册制就是让来做买卖的人到政府这儿来报个到，政府制定规则，监督买卖双方是否执行了制度。

吴女士此番言论可谓“快人快语”。主持者当时揣测，除了她的个性所致，还可能跟这是她最后一次参加人大常委会有关，套用一句俗话来说：人之将“退”，其言也“直”。果然，等到若干天后新一届人大会议结束，官方公布的人大常委会名单中，吴女士已不在其列。

在理论上，笔者当然同意吴女士的上述观点，所谓注册制，的确就是那么回事。不过，“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毕竟金融市场包括股市属于市场经济的“高端”，比菜市场之类的档次高出许多，对经济全局的影响也大了许多，这几年吾国管理层反复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因此对注册制这样的改革自然也就会慎重许多，这是可以理解的。何况，2016年夏天那场“大股灾”所呈现的“惨状”，直到今天还让人心有余悸。

不管怎样，注册制改革的授权延长两年已成事实。两年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笔者真正担心的是：延长两年就够了吗？或者说，两年之后，注册制肯定就能如期推出了吗？

对此，笔者只能说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说“乐观”，是因为这么重要的一项市场化改革，推迟一次倒也罢了，很难想象如果再推迟一次会对决策部门的信用带来怎样的影响。吾国古语云：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这说的是两军交战，用于改革攻关也是适合的。何况为了“全面深化改革”，这几年吾国体制加强了“集中统一领导”，既然现在对注册制改革已明确只是推迟两年，想来不会再出什么意外。

说“审慎”，是由于如前所说，市场的“不确定性”是永远存在的，因此无论在什么时候推行注册制，都不可能做到“永保太平”。就算你挑了个“好时候”推出，后面也难免会遇到“风浪”，到那时又当如何处之？吾国的改革已历经四十年，现在剩下的改革事项都是些“难啃的硬骨头”，之所以说它们“难啃”，是因为这些改革都是风险与收益并存且成正比。在这种情况下，若想推进诸如注册制之类的改革，就得做好应对风险的充分准备，想不冒风险而只取收益的可能性为零。用刚刚卸任的吾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先生的话来说，有些改革是没有时间窗口的。这句话你既可以理解为这些改革“该推迟时就推迟”，反正也不着急；也可以理解为“该推出时就推出”，反正“丑媳妇早晚得见公婆”。——周先生的语言功力可谓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这样的重量级改革，除了注册制，可以与其相比较的还有汇率市场化。关于后者，笔者已有多篇博文议论此事（“‘临堑勒马’的汇率改革”系列），此处不再唠叨。

需要指出的是，据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的乌日图在3月份的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吾国的证券法修订草案已在去年经过了人大常委会的二审。也就是说，现在离证券法的修改通过只差“最后一审”，三审之后，即可正式生效。而两年多前人大常委会之所以以“授权”的方式允许实施注册制改革，就是因为当时证券法的修订工作才刚刚开始，注册制与现行证券法中的有关规定并不相符，为了争取时间早些实施注册制，才由人大常委会“临时”授权国务院在证券法修订完成通过之前开始此项改革，以避免改革与现行法条发生冲突。现在，注册制改革已推迟了两年，如果这两年中证券法修订草案三读通过，上述所谓的“授权”就将自动失效，直接按新的证券法实施注册制不就得了？

应该说，出现上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除非新一届人大常委会花两年的时间还搞不定证券法修订的“第三读”。

此外，无论是股市注册制还是汇率市场化，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用吾国的一句成语来说叫做“另辟蹊径”——

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有所不同，吾国奉行的本来就是独特的“中国模式”。这就意味着：有些事情我们可以“从众”，比如产权保护，比如贸易自由；有些事情却未必，比如市场经济究竟该以何种所有制为主体，别国的选择是私有制，吾国的选择则是公有制。而且从过去几十年的实践来看，至少“中国模式”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要快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据此，笔者曾提议，既然“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多样，吾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对于“市场经济”是否也可以照此推论，即吾国的市场经济也可以“与众不同”，把它搞成“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呢？

具体到股票市场，笔者的意思是：为何我们非要搞注册制不可呢？假设吾国的股市仍然乃至以后也坚持现行的审核制，可不可以呢？对汇率改革也可以提出同样的问题：为何我们非要走市场化这条路呢？假设吾国的汇率制度仍然乃至以后也坚持现行的“有管理的浮动”（多年来其浮动幅度都是限于2%以内），又可不可以呢？没搞股市注册制和汇率市场化，我们的经济增长不也照样能够一直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远远领先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GDP总量眼看着不久之后就将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老大”吗？

如果上述假设性问题的答案是肯定式的，那么，两年之后的注册制改革究竟能否成行，还真的要打一个问号；反之，如果答案是否定式的，那么，我们就得在这两年中做好准备“笑对”实施改革后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特别要指出的是，对吾国政府来说，实行注册制和汇率市场化，最大的风险是自己可能会失去对股市和汇市的控制权，真正变成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别无选择。又或者，就算实行股市注册制和汇率市场化，是不是可以不照搬别国的做法而赋予其“中国特色”，亦即：既让市场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能保证政府的控制权？

就像前几年已经实行的银行利率市场化，说是说存贷款利率上下限都已放开，但由于吾国的银行绝大部分都是国有控股的，最终各银行的存贷利率实际上还是由代表政府的央行“把着关”，只不过央行将这种“把关”称为“窗口指导”而已。

记得毛泽东曾经有言，大意是世界上的道理有大有小，大道理管着小道理。以此来看，无论是股市注册制还是汇率市场化，都得先把“大道理”想明白了才能决定下一步究竟该何去何从。否则，我们就会处于“做，还是不做”这种哈姆雷特式的纠结中。

2018年4月4日于竹径茶语

作者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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