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807）·

本文要义：所谓“自然增长”，就是指经济在没有市场以外的力量干预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增长。反之，所谓“非自然增长”，当指市场以外的力量对市场进行干预所获得的增长。而“市场以外的力量”，显而易见，只能来自于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拥有这种力量能够干预市场，从而形成如刘世锦先生所说的“人为推高经济”的情形。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在日前举办的“中国金融年度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先生称，“中国经济要争取做实做优，而不是人为地推高经济”。

初闻此言，笔者一时有些转不过弯来：“人为地推高经济”？这是什么意思？

依照常理，所谓“经济”，乃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其它任何动物世界里都不存在“经济”，即使它们也要觅食谋生，但那显然无法称之为“经济”。换言之，“经济”就是由人类的行为所组成的，从这个意义上不妨可以说，任何经济活动包括经济增长都是“人为”的——难道这世界上还有一种“非人为”的经济和增长吗？

且慢，仔细一想，对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还真的不能贸然作答。笔者由此联想起之前看到另一位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表述过的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增长有“自然增长”与“非自然增长”之分，并指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政府采取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政策实际上造成了经济的一种“非自然增长”，而获取“自然增长”的关键在于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的干预。

你看，陈先生所说的经济的“非自然增长”，是不是与刘世锦先生说的“人为推高经济”有相近之意呢？

当然，如果非要咬文嚼字的话，你也可以说所谓的“自然增长”其实也是“人为”——人的行为造成的。只不过它与“非自然增长”的“人为”有所不同。

那么，这两种“人为”的区别在哪里呢？

作为市场经济的信奉者，笔者认为，区别就在于：是市场中的“人为”，还是非市场内生的“人为”。

所谓市场，是由无数的人——即无数的创新者、劳动者、投资者、经营者和消费者所组成的，他们的活动综合起来就是人类的经济。这些经济活动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当这些活动在总体上盈大于亏时，经济就表现为增长。这种增长虽然也是“人为”的，但可以视之为“自然增长”，它是人们出于自利目的各自进行、分散决策的无数经济活动总加起来所得到的结果。

这么说可能有些绕口。那么笔者不妨把话说得直白一些（尽管这样定义可能有些“冒险”）：所谓“自然增长”，就是指经济在没有市场以外的力量干预的情况下所获得的增长。反之，所谓“非自然增长”，当指市场以外的力量对市场进行干预所获得的增长。而“市场以外的力量”，显而易见，只能来自于政府。因为只有政府才拥有这种力量能够干预市场，从而形成如刘世锦先生所说的“人为推高经济”的情形。

那么，政府可以用什么办法来获取这种“非自然增长”或者说“人为推高经济”呢？

一是政府可以实施超过市场本身需求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即人们所说的“超发货币”。货币发多了，的确能使经济在某一阶段获取“自然增长”之外的“非自然增长”，因为那些超发的货币也都会进入市场，本身就能增加经济的体量——需知GDP就是以货币为计算单位的。

二是政府还可以增加自己对市场的投资，这些投资无疑也被计算进了GDP，从而可以“人为地抬高经济”。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凯恩斯主义”。

远者不论，在最近十年，采用上述两种办法“人为推高经济”的事例，在吾国，最典型的、为世人耳熟能详的，就是2008年—2009年期间当时的政府所实施的“4万亿”计划。那两年，包括吾国在内的各国都遭受了全球金融海啸的巨大冲击，世界经济形势急转直下，但吾国的经济增速当时虽也曾从两位数急跌至6%左右，随后却在“4万亿”计划的强力刺激下“一跃而起”，恢复了以往高速增长的态势，一度甚至重新飙升到两位数。只是后来政府意识到这样的强刺激确有“人为地抬高经济”之嫌，是不可持续的，货币政策遂逐渐趋向“稳健”，财政扩张的力度也所有减弱。但无可否认，这些年政府的政策仍然带有相当的“刺激”性质，故而能在国内外经济形势还较为困难的背景下使吾国经济还能保持领先全球的“中高速增长”。

公平地说，不仅是吾国，从更大的范围看，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也都竞相采取了量化宽松（QE）政策。不同的是，别国对市场的干预着重于放松货币政策，所增加的货币及政府债务主要用于维持本国的社保水平；而吾国则是货币宽松与财政扩张“双管齐下”，因而所收到的效果更为显著，其中财政扩张所增加的巨额投资，主要用于大举兴建高铁、高速公路、桥梁、港口等等基础设施。迄今，吾国的基建已经实现“跨越式发展”，即以一个人均GDP尚处于世界中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之身，完成了那些发达国家也自愧不如的超一流的基础设施建设。无疑，这些基建投资在拉动和保持吾国经济增长方面居功至伟，使吾国经济在后金融危机中也能够“一枝独秀”。

然而不得不说，这些经济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陈志武先生所说的“非自然增长”。这有多年来吾国的货币总量和总债务一直以较快的速度在膨胀、基建规模仍远大于其它国家的事实为证。

这样的增长方式，与前面所讲的“自然增长”比较起来，虽有“抬高经济”之效，却也有很大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可以简述如下：

——货币的超发，必会稀释货币的含金量，造成物价的上涨。虽然近些年吾国的官方CPI看似每年的涨幅不大，但实际上各种消费品以及人工的价格一直在暗中使劲往上走。如果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速不及货币购买力的稀释速度，必会造成其生活水平的隐形下降。

——货币发得太多致使市场的流动性泛滥，一般的消费品领域已难以容纳，故而那些过剩的流动性一定会大量地涌向资产领域，从而造成市场价格信号的严重扭曲。这在吾国有一直在上涨不已的房价为证，这十年来兼有居住和投资双重性质的房子已成为资本疯狂炒作的对象，以至于吾国领导人大声疾呼，“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与此同时，由于市场价格的严重扭曲不可避免地造成资金的“脱实向虚”，加上监管又跟不上，从而催生大量的金融乱象。“钱生钱”的资本游戏使得全球包括吾国的贫富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因为只有富人才玩得起这种游戏，于是财富更加向少数人集中；而作为“反面镜像”，民粹主义比任何时候都要“兴盛”。

——与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相匹配的基础设施建设当然是必要的，政府加大基建投资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甚至可以有适度的超前；但基建毕竟不能作为直接拉动经济增长的“工具”，过于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不仅会造成资金、资源的沉淀和浪费，海量的基建投资还会损害社会经济的总效率，因为基础设施属于公共品，不应该也做不到以追求赢利最大化为目标，且由政府及其所属的国企直接投资经营，其经济效益肯定不如市场化的商业投资。若基建规模过于巨大，虽能在某一阶段“抬高经济”，但其所获得的这种“非自然增长”，从投资效率来看注定是低下的。

——正因为如此，此种增长方式势必又会带来另一个严重的问题：高杠杆、高债务。皆因政府的财力总归是有限的，单凭自己的财政收入，无力承担起规模如此之大、金额如此之高的基建投资，要维持这种“基建稳增长”的模式，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举债。这些年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一直在不断增加，形成了居高不下的“堰塞湖”；又由于这些债务大部分是向银行借贷或通过银行发行的各种信托、理财产品形成的，融资成本较高，地方政府和国企缺乏从那些基建项目中获取足够的赢利用于还债的能力，从而形成了很大的金融风险。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就是“非自然增长”即“人为抬高经济”的增长方式所带来的不可小觑的副作用。如果继续醉心于这种增长方式而不能尽早自拔，那么，早晚有一天市场会跟我们“算总账”。如同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严重破坏地球的自然生态，那么，就像恩格斯说过的，总有一天我们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而市场，就是人类经济生活的“大自然”。

故此，在法治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让经济“自然增长”，尽可能地避免“人为抬高经济”，哪怕为此“牺牲”掉一些增长速度，这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之道。如果口头上说要搞市场经济，却为图一时之利而“人为”地以“非自然增长”来“抬高经济”，从根本上说，其实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变形”。

十九大报告提出，吾国经济要从过去的追求高速度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果能做到这样，方为正本清源。只有继续改革开放，让吾国经济尽可能地“自然增长”，才能为“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自然增长”虽然有时也会遇到麻烦甚至是危机，但比起那些“人为”的“非自然增长”，总体而言前者的质量肯定更高。因为“自然”的市场追求赢利、讲究效率，会及时地吐故纳新、优胜劣汰，从而让经济保持活力；而“非自然”的、“人为抬高”的经济显然做不到这样，反而会产生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大量的“僵尸企业”。

所幸的是，现在的吾国领导提出，要坚守中性的货币政策，实施去产能、降杠杆的方略，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更重要的位置，不再盲目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而要更重视发展的质量。

如前所说，“人为抬高经济”的现象并非只在吾国才有，其它市场经济国家也都曾这么干过。譬如美国，就是QE政策的始作俑者，只不过它现在已带头退出。而号称也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另一个经济大国日本，在量化宽松方面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其当政者甚至不无得意地自诩实行的是“超级宽松”政策。最新报道说，在全球各国都在考虑是否结束宽松政策之时，唯独日本似乎准备要“一条道走到黑”，证据是日本政府可能将打破惯例提名黑田东彦继续担任日本央行行长。此公自2013年3月上任至今，是日本货币宽松政策的制订者和力推者。这一人事安排如果“落实”，坊间认为是安倍政府将继续奉行“超级宽松”政策以刺激经济、力求实现2%通胀目标的信号（尽管这一目标的预定实现日期已连续推迟了五次而“求之不得”）。在过去的五年中，黑田东彦多次加大货币政策的宽松力度，包括实施罕见的负利率政策，遭到不少经济学家的质疑和批评。但安倍晋三却表示，他“信任行长黑田的手腕。”

安倍的这句话算是说对了，在他看来，政府的经济政策如同他在政坛上耍计谋，是可以用“手腕”来保增长的。这两年日本经济表面上似乎维持了某种“景气”，安倍认为这是他的宽松政策起了作用。然而这样的“景气”，安知不是“人为地抬高经济”的结果——套用陈志武先生的说法，安知不是一种“非自然的景气”呢？

（注：春节将至，笔者也想歇一歇，“未名周记”将暂停一星期。下期博文于2月28日发布。祝新春愉快。）

2018年2月14日于竹径茶语

作者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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