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745）·

本文要义：这种财政跟金融“混在一起”的体制也并非乏善可陈，从正面角度看，恰是这种体制使得过去十年吾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仍能让GDP保持“中高速增长”，也使得吾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却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超越那些发达国家。如果没有这种“混在一起”的体制，没有银行体系给政府、国企所提供的强大的金融支持，要建成那些令人惊羡、造价高昂的“超级工程”是难以想象的。唯一的问题是：欠下的那些债、那些贷款，该怎么办？

上海交大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先生日前在《财经》杂志撰文说，中国经济要实现“去杠杆”，关键是财政和金融要分家。他认为当今的问题是财政与金融混在一起，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把从金融市场借来的钱用在了财政支出该做的事上。

以笔者所掌握的市场经济常识，按说会同意陆先生的观点，即应该“财政的归财政，金融的归金融”。正如陆先生在文中所指出的，财政的本质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为民服务，固然可以投资做一些工程项目，但不需要也不应该以赚钱为目标，应该注重于这些项目给全社会所带来的普惠效益，比如基础设施建设；而以银行（政策性银行除外）为代表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则应该追求赢利最大化，其所提供的贷款是要按市场价格还本付息的。这两件事怎么能“混在一起”呢？

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历练，或许在理论上大多数人都会接受陆先生的观点。早在多年以前，鉴于以往计划经济时期实际上的“财政金融不分家”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吾国的领导人曾经立下“规矩”：禁止中央政府向中央银行透支，也禁止地方政府向商业性银行举债，并推动银行系统实行“改制”，意在促使它们转变为真正的以盈利为目标的金融机构。为此，中央财政曾经下狠心投入400多亿美元的巨资（当时的外汇储备远没有现在这样多），剥离掉中农工建四大国有银行以前遗留下的大量坏账，同时引进部分外资改变银行的股权结构并批准它们上市，使银行们的资产负债表变得较为健康，并要求它们严格按照商业规则从事经营。自此以后，吾国银行业的面貌“焕然一新”，甚至成为“最赚钱的行业”。

银行太赚钱也未必是件好事，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议。这里重点要说的是：上面所说的那条“规矩”，不期然后来却被破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全球金融危机来了。

为了抵御这场被称为“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啸”给吾国经济带来的冲击，确保GDP的继续快速增长，当时的执政高层紧急启动了号称“4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都知道，“4万亿”计划的核心，就是允许地方政府成立融资平台，向商业银行借钱用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拉动下滑的经济增长。

孰料这道“闸门”一打开，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中间虽然有过几次“整顿”，但直到今天也无法重新关上：十年后的今天，地方政府在商业银行的贷款早就不止“4万亿”，即使按照官方数据，地方负债也已高达二十多万亿。无法重新关上“闸门”的原因是：这些年吾国的“稳增长”一直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巨额投资，而政府财政又不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来做这件事，除了小部分投资资金来源于公开发债，大部分只能借助于银行的贷款。

以上说的还只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吾国中央政府的债务倒是不多，因为其大部分基建投资的贷款由中央政府下面的央企充当债务人。笔者之前的一篇博文曾经指出，国有企业的债务本质上属于“准政府债务”，这样说的理由是国企的“老板”是政府，因此国企债务的最终责任者也是政府。比如，负责打造当今中国最靓丽的一张“名片”——高速铁路的，是央企“中铁总”，迄今它所欠下的债务已高达4万多亿，并且按规划今后几年将以每年8千亿的数额继续增加投资，这意味着“中铁总”的负债额还会水涨船高。明摆着，仅靠“中铁总”经营高铁的收入，是永远不可能还上这笔巨债的，最后还是要记在政府的头上。

另一张“名片”高速公路也是这样，在其总里程已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的同时，也欠下了几万亿的债务。只不过高铁的负债者主要是央企，而高速公路的负债者还包括地方政府及其下属企业。其它如地铁、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据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不算政府债务，至2017年6月末，吾国国有企业的负债总额超过94万亿元（比2016年的全国GDP总量还多出20万亿元），据计算，当前国企的总负债率为65.6%，杠杆率不可谓不高，而且其负债额还在以超过10%的速度继续抬升。

毫无疑问，这与陆鸣先生所说的“财政与金融混在一起”的体制密切相关。陆先生在其文中认为“混在一起”的诸多弊端，笔者将其概括如下（内中有些文字系笔者所撰）：

——金融市场出现严重的期限错配，商业银行大量的短期贷款被政府融资平台用于投入回报期长、回报率低的基建项目，致使银行的资产质量下降。虽然目前在账面上看上去不良资产率还不算高，其实有大量的贷款处在“长欠不赖”的状况，比如前面所举的高铁贷款，肯定不会被银行归入“不良”之列，甚至有可能被列为“优质资产”（尽管基建的质量跟银行资产的质量不是一回事）。何况政府作为银行的“老板”还会出面“帮忙”：譬如，前年开始财政部推出总额度达几万亿的“债务置换”计划，着令银行将一些到期的地方政府和国企贷款“置换”成期限更长、利率更低的长期贷款，从而成功地避免了它们“违约”的尴尬。

——由于商业银行特别是上市的银行毕竟还要受到商业规则的约束（尽管这种约束已没那么“坚硬”），它们不太愿意给政府和国企提供太多的难以回本的低利率贷款，政府也不好硬逼它们“破釜沉舟”（毕竟银行也是国家控股的，对政府来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于是所谓的“影子银行”就应运而生；又由于“影子银行”的“理财产品”利率较高（否则没人买它），而这些“理财产品”大部分是由政府和国企“背书”的，因此又催生了“刚性兑付”的现象，导致所积累的金融风险越来越高，并引起了高层领导的警惕。

——尽管管理当局已经放宽了商业银行的“存贷比”，但银行的可用资金总归不是无限的，给政府和国企的贷款多了，给民企的贷款势必就少了，这就是所谓的“挤出效应”。

顺便说一句，最近坊间有些人开始呼吁央行“降准”，即降低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将它们存在央行的一部分资金放将出来。这说明，现在银行的钱已经有些不够用了，有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稳增长”。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这仍然不是笔者在本文所讲的重点。真正的重点是：这种财政跟金融“混在一起”的体制也并非乏善可陈，从正面角度看，恰是这种体制使得过去十年吾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仍能让GDP保持“中高速增长”，也使得吾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却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超越那些发达国家（如今我们的高铁、地铁、高速公路、桥梁、港口等等的建设水平和规模无不领先全球）。如果没有这种“混在一起”的体制，没有银行体系给政府、国企所提供的强大的金融支持，要建成那些令人惊羡、造价高昂的“超级工程”是难以想象的。这就好比在一个村子里，一户富裕程度可评为“中农”的人家，却在村里建起了比那些“地主”的房子更大、更加富丽堂皇的豪宅，尽管其建造豪宅的钱大部分是向别人借来的。

从而，这也成为十年来“中国模式”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因为这种“混在一起”的体制是吾国所独有的，而且细忖起来倒是颇符合逻辑的：财政自不必说，吾国的银行也大多是政府控股的，从本质而言其实都是“一家”，“混在一起”也是顺理成章的。一般情况下或许可以让它们“分开”，遇有特殊情形就不必拘泥于此了。——试想，那些银行私有化的国家，其金融体系怎么可能“舍得”或者说“放胆”为属于“公共品”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那么多的贷款、从而创造出上述种种“天堑变通途”的人间奇迹呢？

这样的奇迹是无需加引号的。吾国国民由此享受到了世界超一流的基础设施，不仅外人叹为观之，就连我们自己也无比自豪，以至于产生了一句流行的感叹语：厉害了，我的XX！这也可以解释下列现象：虽然过去十年特别是最近的五年是吾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增长率最低的，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取得发展成就最大的一个阶段。原因或在于除了加强了对外对内的宣传，还因为高铁、高速公路、跨海跨江大桥等等这些基础建设的“超级工程”具有直观的视觉效果，是人们都看得见、摸得着的。

唯一的问题是：欠下的那些债、那些贷款，该怎么办？诚如陆先生所说，那些并非以盈利为目标的“超级工程”，显然难以产生足够的现金流来支付本息。

所以，“财政和金融混在一起”的利弊得失，这笔账还真得好好算算。关键是，你是从短期看，还是从长期看？

2017年11月1日于竹径茶语

作者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写过小说。没经过商，没当过官。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平生不学无术，不喜功名，唯好杜康。所幸者，毋庸为五斗米折腰；所擅者，以常识观事物，以逻辑辨真伪。每周写作一文，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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