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735）·

本文要点：如果说本国的基建投资可以把社会效益置于经济效益之上的话，那么，对外投资帮助别国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这样考量吗？

“一带一路”是本届中央领导人就任以后所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它的主要目标是在欧亚大陆和其它的一些欠发达国家投资修建港口、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该计划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并正在积极推进，成为过去五年中国的一个招牌性政策。

对那些相关国家来说，“一带一路”给它们所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中国凭借自己多年的快速发展所积累起来的诸多优势，可以帮助它们提升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些优势包括：雄厚的外汇储备，先进的制造设备和技术，以及低成本的劳务等。所以，这些国家对“一带一路”计划当然是举双手欢迎的。

对中国自身来说，推行“一带一路”计划也会带来不少好处，除了可以引领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还希望能藉此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率、消化自己的一些过剩产能。

不过，仅有这些收益恐怕还是不够的。“一带一路”毕竟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对外援助”。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能不能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为自己谋取经济收益？说白了，就是中国为实施该计划所投入的巨额资金究竟能不能盈利、能不能赚钱？

“一带一路”必须要赚钱吗？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厘清一个基本道理。

在经济学语境中，一般而言，基础设施属于公共品或半公共品，主要服务于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因此，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有别于普通的商品生产，它不必也不应该追求赢利最大化。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不赚钱，在某些完全的公共品生产领域甚至可以合理地亏钱（由政府财政给予补贴），而在一些半公共品生产则可以有限地牟取微利。

从现实情况看，这些年中国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巨大，突飞猛进，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就，同时还在遭遇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下得以拉动经济，使GDP确保了政府所要求的“中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巨量的基建投资也使得我们的政府和企业负债累累，因为基建投资本身无法产生足够的利润来还本付息。迄今为止，中国国内包括高铁、高速公路等在内的大部分基建投资项目都是亏损的。

作为一种公共品和半公共品生产，适当超前的基建投资产生一些负债和亏损，这原本无可厚非。当然，凡事皆有度，过犹不及，关于这一点，容后再议。这里笔者着重想谈的是：如果说本国的基建投资可以把社会效益置于经济效益之上的话，那么，对外投资帮助别国加强其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这样考量吗？

恐怕不能。否则，我们就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一带一路”就成了一项不计功利的“慈善事业”。

据财新网报道，在8月12日举办的“开发性金融及一带一路建设”论坛上，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先生发言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举措，我们应该积极推进；但从纯经济的角度，我们要非常小心谨慎，要坚持必要的商业原则。

什么是“必要的商业原则”？自然是“投资要有收益”的原则。然而据余先生透露：“过去十几年来，中国在大部分时间的海外投资收益是负数，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同据财新网报道：8月11日，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第十四届中国并购年会上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说：“我们到‘一带一路’去并购，一定要把并购当做生意来做，不要当做政治任务去完成。”

余永定先生也指出：“现在很多企业非常聪明，不管其在海外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什么，都要跟‘一带一路’挂上钩；因为如果挂上钩了，银行还不批准或者某些机关还不支持（这笔海外融资），可能就政治不正确了。”

余先生还以中国在“一带一路”计划中迄今为止数额最大的投资地——巴基斯坦为例（据官方数据，中国已向巴基斯坦的基建投资200亿美元，总投资将达到460亿美元），指出该国的经济增长并不令人乐观，再考虑到其国内的阶级冲突、民族冲突、宗教冲突、地区冲突，以及严重的恐怖袭击活动，“我们在巴基斯坦的投资是否能够把钱赚回来、把本收回来，是值得我们慎重考虑的。”

应该说，余、刘两位专家上述所言是有道理的。正如笔者在前面所指出的，同为基础设施，在国内的投资建设与在国外的投资建设是有很大不同的：前者可以不追求赢利，后者必须遵循商业原则。

实际上，巴基斯坦还不属于当前投资风险最高的国家。比如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当前政局混乱，经济更是一团糟，通货膨胀之高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至于其政府为了“维稳”干脆停止公布本国的经济数据。显然，如果委内瑞拉的政局难以稳定，经济没有根本性的好转，中国在该国的数百亿美元投资很难收得回来。

记得今年年初，英国《金融时报》曾透露惠誉评级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正在实施中的项目耗资合计超过9000亿美元，但这些投资可能无法实现收益，并且可能导致中国银行业出现新的资产质量问题，因为其中多数资金很可能来自中国政策性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报告认为，这些项目背后的政治动机可能压倒了商业逻辑和对基础设施的实际需求。

当然，他们只是说这是一种“可能”，而《金融时报》的报道和惠誉评级的报告也“可能”是出于外人的“别有用心”，其给出的评估未必“实事求是”。不过余永定先生和刘明康先生总还是我们“自己人”，其中余先生还担任过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先生更曾是官至正部级的中国银监会首任主席，他们的话还是应该认真听一听的。

毫无疑问，“一带一路”是一个伟大的战略构想，无论是规模还是投资金额都远超当年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我们必须把它做成一个能够盈利、能够赚钱的计划。毕竟，中国虽然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但仍然还是一个人均GDP只及世界中等水平（人均收入的排名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还远没有到可以无私地援助其它国家、让它们无偿地共享我们的发展成果的时候。

不过，无论是余永定先生提出的“坚持必要的商业原则”，还是刘明康先生提出的“当做生意来做”，道理虽然十分明了，但对于以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一带一路”计划来说，却不是能容易做到的。如前所说，基础设施建设虽然有助于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因而是必要之举，但基建投资本身却很难赚钱，这在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君不见，全世界所有能赚钱的对外投资，基本上都是投向商业性项目，因为只有商业性的项目，其投资才能“坚持商业原则”，才能“把它当成生意来做”。

诚然，“一带一路”并非全是由中国投资，相关国家也会“配套”出钱。但对这些国家来说，受惠于“一带一路”计划的本国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属于公共品、半公共品生产，其公益性高于商业性，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产生足够的利润。作为本国的公共品和半公共品生产，他们的基建投资可以不必考虑赚钱，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基建投资，又当如何按商业原则收回自己的本息呢？

更何况，由政府主导的中国国内的基建投资，可以由政府控股的商业银行提供看上去似乎是无限的巨额贷款，其背后则是以政府制定的宽松的货币政策为支撑，而无需过多地考虑这些贷款能否如期足额地还本付息。这是中国体制独有的“优势”，也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之所以能够“跨越式发展”，其速度和水平之能够领先全球包括那些发达国家的“奥秘”所在（本质上是由全国人民缴纳无形的“通胀税”来筹集基建投资资金）。但由于我们的人民币还没有成为像美元、欧元、日元那样可自由兑换的“硬通货”，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对外投资所动用的资金，只能主要来自于政府的外汇储备。尽管中国的外储规模雄踞世界第一，但如果其对外投资不能遵循商业原则而获得收益的话，再多的外储规模也经不起这样消耗。

所以，人们才看到前年和去年，中国原本接近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竟缩减了四分之一。所以，从今年开始，中国的对外投资增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同比下降了46%）；也是从今年开始，政府开始采取各种措施严格限制资本的外流，并使得此前快速缩减的外储数额转而企稳甚至略有回升。

所以，本文的标题后面才加了个问号。因为对外基建投资能不能赚钱、如何赚钱，的确是一个难题；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个无解的难题。

注：本博上周文章（1734），题为《当“不讲理”遇到“大嘴巴”》（谈最近朝美的“互放狠话”），未能在财新博客登出，读者可在笔者的公众微信号或新浪博客查阅。

2017年8月23日于祥和顺天

作者：未名，江南布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写过小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有道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常识观事物，以逻辑解疑惑；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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