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730）

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应对这一危机导致的强大的外部冲击，确保本国GDP的快速增长，从2008年四季度起，中国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此以后，中国经济虽如政府所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依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但无可避免地，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杠杆率连年上升，政府、企业乃至居民的债务不断地增加。如今，债务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包袱，其中“企业债务/GDP之比达170%，为全球最高，是美国的两倍”（余永定），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出现了大量的“僵尸企业”。为此，不久前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发出号召：要“坚定不移处置‘僵尸企业’”，并指出，深入推进去产能、降杠杆，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

所谓“僵尸企业”，按照工信部的定义，是指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显然，这种“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占用并浪费了国家宝贵的金融资源，是造成中国目前的杠杆率和债务水平节节攀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好比某家企业存在大量的冗员，企业要花巨资给他们发工资奖金，但这些投入却无法换来相应的产出，企业的效率必然低下，其所背负的债务则越来越重。一家企业是如此，一个国家的经济也是如此。

在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里，原本不应该出现这么多的“僵尸企业”。市场经济的一条重要法则是优胜劣汰。企业若是资不抵债、入不敷出，那么，不仅不会有人再借钱给它，其债权人还会依法对其提起诉讼，企业就将面临破产的结局。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遵从这一法则，那么，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僵尸企业”。

然而在中国，虽然也自称是“市场经济”，虽然也早就有了“破产法”，但实际上优胜劣汰的法则却并没有被普遍遵循。数据显示，远者不论，这十几年来，每年全国真正通过法定程序而破产的案例只及千数。这对于一个拥有几千万家企业的国家来说，实在是“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除此之外，现实经济生活中有数量多得多的企业早已经资不抵债、入不敷出，但它们却硬是能够“僵而不死”。这些企业何以会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犹如“打不死的小强”？道理也很简单，就像工信部对“僵尸企业”的定义中所说的：它们“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

道理虽简单，逻辑却很混乱：为何我们的政府和银行竟会如此慷慨大方，愿意不停地出资给这些“僵尸企业”输血，以帮助他们“苟延残喘”呢？

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毫无疑问，无需详加调查就可推知：这些能够得到政府和银行“无私”援助的企业，它们与政府和银行一样大多姓“公”。很难设想，民营企业会享受这样的待遇。因此可以确认：如果不是全部，大多数“僵尸企业”都是国有企业。

那么，政府和银行为何违背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法则，动用宝贵的金融资源来维持这些“僵尸企业”的存在呢？原因不外乎以下几条：

其一，如上所言，由于大部分“僵尸企业”都属于国字号，而国有企业被视为政府的“执政基础”，如果严格按照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对待它们，其中一部分国企就难逃破产倒闭的命运，从而会削弱政府的“执政基础”。这是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

其二，“僵尸企业”虽然长期亏损无盈利，但是它们却靠着政府和银行的“输血”还在维持生产经营，因而每年还能“贡献”一部分GDP和税收。因为GDP只统计产值而不管利润，同时中国的税收又主要来自于流通环节，因此无论有无利润，只要企业还在生产，就能产生GDP和税收。而如果任由那些亏损企业破产倒闭，就会削减GDP和税收的增长。这也是地方政府难以接受的。（事实上，当下的中央国企中也有不少“僵尸企业”。）

其三，“僵尸企业”拥有许多员工，涉及到全社会的就业问题，若破产倒闭，必会导致这些企业员工的失业，从而拉低社会的就业率，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时还影响到社会的“维稳”，因此地方政府往往宁可选择让它们“死而不僵”。何况银行虽然也是国有的，但其信贷资源并非属于财政，地方政府乐得用它来给那些“僵尸企业”输血，以减轻自己在安置失业员工以及社会维稳方面的负担和压力。而国有银行在政治优先的原则和软约束体制下，也只能服从于政府的政策。

其四，目前的那些“僵尸企业”，无一不背负沉重的债务。这些债务有些来自于向银行的借贷，还有一些则是由面向社会的理财产品所组成。如果对“僵尸企业”进行破产清算，势必会打破所谓的“刚性兑付”，使得这些公众所持有的理财产品也遭受到相应的损失，情况严重的甚至可能会血本无归。这无疑同样会影响到社会的“维稳”。不仅地方政府难以接受，甚至连作为主要债权人的国有银行也会老大不情愿，因为银行也会因此遭受很大的损失。对于产权虚置的国有银行来说，其负责人宁可选择用“续贷”或“借新还旧”等方式来继续给这些企业输血，也不愿意把实际损失亮明在账面上，从而给自己的“政绩”抹黑，否则不仅会影响到银行的绩效奖金，还会影响到银行官员的升迁。这是国有银行、国有企业特有的一种“反向激励”。

经济学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维持“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虽然对地方政府来说貌似“两害相权取其轻”，然而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来说，却是明显的弊大于利。除了前面所指出的占用和浪费宝贵的金融资源，无端地抬高了全社会的杠杆率，增加了全社会的债务负担，“僵尸企业”还是过剩产能和高库存的制造者。因为既然这些企业还“活着”，就得继续生产经营，而它们的产品在市场上要么已经过时，要么已经过剩，企业不仅无法赚取利润，而且还产生了大量的库存积压。对那些正常的、有利可图的企业来说，“僵尸企业”的存在还会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挤出效应，从而给社会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失。

所以，无论是从去产能、去库存的角度看，还是从降杠杆、减债务的需求看，正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所指出的，都必须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僵尸企业”，再也不应该在我们的国家里如此“理直气壮”地存在了。

然而，如上所分析，“僵尸企业”的大量存在又绝非是无缘无故的。说到底，它是一个体制问题，是一个理念问题。根本的症结，在于对国有企业的定位失当。如果把国企视为主要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特殊工具，那么，就不应用“赢利最大化”的目标来要求它，甚至在某些经营领域还可以允许它出现亏损，政府可以给予它们适当的补贴。如果把国企也当成是盈利性组织，让它完全市场化，那就应该用包括优胜劣汰在内的市场法则来要求它、约束它，该生则生，该死则死，就没有任何理由容许“僵尸企业”的存在。

再如果，政府仍然把国有企业看成是自己的“执政基础”，看成是赖以“维稳”的基础，那么，依据政治优先于经济的原则，“僵尸企业”的存在，也就具有它所谓的“合理性”了。哲学所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并非指所有的现实存在都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法则，而是指它们的存在都具备相应的条件。就像毛泽东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所以，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国家，都不会有中国那么多的“僵尸企业”，因为它们不具备我们这样的“中国特色”。而中国的国企，究竟应该是个什么东东，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不加以厘清，“僵尸企业”问题就难以“坚定不移”地得到处置。从时下的现状看，对“僵尸企业”的处置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行政性指令，并非真正让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发挥“主导作用”。这本身就说明，我们的体制改革还在“摸着石头过河”，远没有抵达“市场经济”的彼岸。

2017年7月19日于祥和顺天

作者：未名，江南布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写过小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有道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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